百年新诗的文本实验：从个人表达走向智慧记录
百年新诗的文本实验：从个人表达走向智慧记录
诗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世界诗歌日”，让我们跟随诗人韩玉光，一起探讨中国新诗百年的文本实验之旅。
自从我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的蓬勃发展到今天，我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所以，今天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中国新诗百年的文本实验之旅。
我想以一首很著名的并且只有两句的诗《一代人》作为开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在我看来，诗之所以为诗，之所以能与远方放在一起，都与“光明”有关。人类，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要向着光明的。而诗恰恰记录的正是这个世界上闪光的那一面，无论亲情、爱情、友情，或者山山水水，无一不是我们内心的光。为什么说诗歌是光呢？它在每一个时期，都在引领时代的风尚。前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很多人看过之后都很激动，为什么一段与我们相隔了一千多年且虚构居多的故事会让我们流泪？因为那里面有光、有爱、有亲人。
什么是新诗
在我看来，新诗是相对于古典诗歌而言的。大家对古典诗歌都耳熟能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经典作品很多。我主要就中国新诗这一部分，跟大家做个交流。我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1916年8月23日第一首白话新诗《两只蝴蝶》的发表，此后1917年、1918年的两期《新青年》杂志上，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从此揭开了我国新诗的一场文本实验历程。
我之所以说它是一场实验的历程，是基于中国新诗百年的历程，它从未建立一个像唐诗、宋词、元曲那样标准化的文本形式。也就是说，应该怎么来写、用什么形式来写、需要注意点什么，直到现在对新诗也没有一个标准。
在我看来，诗歌是与我们内心最亲近的文学体裁，与小说、散文、剧本、评论、随笔等其他文学样式共同构成了文学的丰富多样性。读小说、散文的体验与诗歌阅读有着显著的不同。比如徐志摩在1928年写过的《再别康桥》，很多人平时在一些活动中都喜欢朗诵这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这样一种简单的抒情，就把读者的心与文字融合在一块，好像自己长出了翅膀，也可以像云一样，轻轻地飞翔。
我们来回顾世界文学史，好像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是以诗歌为开端的。在我看来，这并非偶然，应该说是不约而同的。我曾思考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也许就是因为诗歌与人的天性更为接近。古时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说，在我们的内心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与记忆。这样的情感与记忆，如果我们不表达，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样的情感，这样讲述记忆的形式，就是“志”。这个“志”并非“志向”，而是“记录”的意思。“记录”所见、所听、所想，记录我与这个世界万物的相遇和交流。而一个人有了记忆，总要与人分享，所以文学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记录的，也就是拒绝遗忘。诗歌因其特有的性质，更容易把我们的记忆加以保存。比如李白的《赠汪伦》，它讲述了与朋友惜别时的情景，但如果李白不写，我们就不知道他有一个朋友叫汪伦，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因为有了这首诗，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即使是一千年以后，它依然就像琥珀一样，让后来人得以看到。
几千年来，诗歌的形式不断变化。《诗经》大部分是四言体，后来慢慢发展到五言、六言、七言，到唐代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由古诗发展成近体诗，有了格律，有了标准形式。唐诗首先要看它合不合格律，不合格律就不能称为诗，这是个基本层面，只有在合格律的基础上，才能再看更高层的品和境。
新诗有别于传统诗词，绝不在于它把文言变成了白话。文言形式本质是一种书面语，但现代新诗恰恰产生于白话文运动，也就是说与写一体。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相比，没有严格区分书面用语和口语，我们虽有诸如演讲稿、书信、论文等书面形式的文本，但事实上，它与口语的差别并没有古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别明显。中国新诗最典型的“白话”文本形式，导致了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如读古典诗歌那样朗朗上口，那样雅致。在新诗发轫期，胡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一大批早期诗人深谙古汉语的精髓，他们的诗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套语言体系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所以我们读徐志摩或戴望舒写的诗时，仍觉得有古典语言的美。当下的很多新诗，跟徐志摩、戴望舒那个时代比，语言要更为接近我们的口语，理解已经没有了难度。
现在有很多诗歌爱好者或者“网红”诗人，写了一批非常“接地气”的诗，很多人读起来觉得这些诗还不如自己说出的话精彩。这就带来一个困惑，新诗从诞生到现在的百年间，它的文本实验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还需要我们的后辈去评判。
新诗的困惑
实际上，中国新诗百年抛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很多人一看中国当代诗，都会问，这是诗吗？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五言、七言、长短句那种形式的，读起来有平仄韵律、不配乐都很有乐感的格律诗才能称之为诗。很多现代诗找不到这样的乐感，因此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诗歌这种形式。如果说仅仅把“分行”当作新诗的形式，那么分行处理的主持词、包装纸上分行的产品介绍也是诗吗？答案肯定不是，那么“分行”这种文本特征就不具备唯一性和辨识性。举个例子，如果以梳辫子这个标准区别男女非常容易，但事实上总有特殊情况，有的男性同样梳着辫子，那就导致了不能从头发长短来分辨男性还是女性。同样，我们也不能通过分行来区别是诗还是散文或是其他。
我们究竟应该从何种途径来识别诗歌？我认为，喜欢诗歌的人，是具有“喜欢美”这个特质的。我们常说诗意的生活，这里包含了大多数人对诗的朴素认知与理解。很多人都会说一句话叫“诗与远方”，为什么会是把诗与远方并置在一块，而不是说散文与远方、小说与远方、美术与远方、雕塑与远方等等，在我看来，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我轻轻地来，正如我轻轻地走，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一诗，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毫无意义，但就是能给予你想象的空间。
很多人喜欢将无功利目的、纯粹抒发感情的诗称为“无用之诗”，事实上在诗歌发轫期并非如此。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一定是有用的。孔子用“不学诗无以言”概括了诗的作用。就是指一个人如果不学《诗经》，就无法在正式的场合说话。这个“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指正式场合的演说。周朝时期在很多隆重的场合，各诸侯国使者都要诵诗，以表明身份和表达对周天子的敬意。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诗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表达，它是有用的。再说汉乐府，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所以它是社会层面的表达。再说到唐诗，其中很多是赠予朋友的，表达的是个人情感，因而达到了诗的巅峰——个人情感的表达。探究其原因，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只能有一部分身份高贵的人可以参与，个人层面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到诗这一领域。
中国新诗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个人层面发起。徐志摩说“我是一片云”，是单纯地表达“我”的一种情感。后面，面对民族危亡，中国新诗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例如郭沫若的《炉中煤》《女神》，以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人的创作。特别是在全面抗战阶段，诗歌担负起一种文化的责任来，呼吁全民族抗战，一致对外，它肩负了一种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也涌现出一批这样的诗人，讴歌新中国，赞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是一种国家、社会层面的表达。改革开放后，中国新诗重新回到了以个人层面表达为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朦胧诗兴起为标志的。他们更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善于书写内心的感受，从一个小突破口进入了众生这片很开阔的腹地。在我看来，个人层面的表达是最复杂的表达，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多变的，因此这个层面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
重新审视中国新诗百年的历程，最开始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那段时期，以胡适、郭沫若等为代表的诗人开始追求个人表达和自由创作，摒弃了传统古诗的格律和题材限制。然后是五四运动时期，大量诗人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并通过诗歌表达对旧体制的批判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这其中以艾青、徐志摩等诗人为代表的新诗派崛起，强调诗人的个人体验和情感表达。
之后是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新诗成为了抗战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诗人通过诗歌宣扬抗战精神，表达参与建设祖国的自豪。我们应该向闻一多、郁达夫、郭小川等那一代诗人致敬，他们用诗记录了那一段历史性的、改变了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光辉岁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新时期，社会的变革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人们表达对现代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此时期的新诗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和主题，包括抒情诗、社会诗、自然诗等。
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嬗变，通过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与中国古典诗词截然不同的样式与表达方式，然后经过百年的文本探索，变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当代诗歌。
这样看来，中国新诗百年来的文本实验是不是走得快了一点，甚至说是走错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新诗的阅读与写作
很多人说古典诗词那么美好，新诗却不知道哪里好。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很小的时候，或多或少、或自愿或被迫地都背诵了不少古典诗歌，而现代诗歌除却仅在课本上见到的，很少有人专门去读。接触得少，读不明白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唐代会进入一个诗歌的辉煌时代，为什么唐代会写诗的人远超历朝历代？因为唐代把写诗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那么我们假设，当我们的高考语文有写一首诗的题目时，我觉得用不了多久新诗就能迎来一个巅峰。正是这种实用性导致了这样一种反差。
也有很多人说，我懂中国古典诗词，但是不懂现代诗。其实单从文本的字面意思来讲，新诗其实更容易理解。《诗经》中有非常多的生僻汉字和词语，没有注解很难读懂。反观现代诗，即便未曾读过，其文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可辨识的。若进一步要求解读，即便解读得并不完美，也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还有一种情况，部分人认为古典诗歌博大精深，对现代诗歌则持有否定或怀疑的态度。其实，这种认知往往缺乏客观性。若一个人从未接触过现代诗歌，又如何能否定它呢？这就像一个人未曾品尝过黄瓜，便断言其口感不佳，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这就说到了诗歌的启蒙教育问题，我们从小到大，更多的是被引导去阅读古典诗词，而现代诗歌在教材中的呈现往往只寥寥几篇。虽然我们在课本中学到了《致橡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这些并不能满足我们对现代诗歌深入了解的需求。教材的作用是普及知识，提供的是基础性的知识。若要真正深入某一领域，仅靠基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
关于诗歌写作，我们应当尤其关注诗歌在当前自媒体时代的创作现状。这其中不乏有人过去从未涉足诗歌创作，但现在他们开始尝试以诗歌的形式在自媒体或朋友圈发表作品。这种简短的貌似诗歌的形式，相较于小说或散文更为流行，因为它们更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传播。即使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能得到点赞和认可，进而组建成一个互相欣赏的社群。然而，这种现象与传统的新诗写作群体有所不同。传统的新诗写作群体主要由从小热爱文学、接受过专业指导、参与文学社团活动的人构成。他们在大学期间有机会发表和创作作品，并有可能将文学作为终身事业来追求，成为真正的作家。相比之下，网络虚拟社群则显得更为松散，它并不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文学社团，在这个群体中，人们更关注于点赞和互动，甚至将点赞数视为衡量自己写作水平和价值的标准。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诗歌写作的初衷，使写作变得更为功利和表面化。因此，我们当下也应该关注在这个领域进行写作的群体，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当代诗歌写作的发展方向。
新诗的现状与未来
目前，我国新诗的现状是有“诗言志”，也有“诗言情”，有从烽火岁月走过来的前辈，他们更侧重国家层面的表达；有经历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的那一批先锋派诗人，他们侧重对诗歌新语言的实验，对个人情感的表达；有当下活跃在网络上创作非常口语化表达诗歌的人，他们的作品可能乍看之下并非诗歌，对此我们应当更为宽容一些，不能仅凭个人喜好就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读者，我们没有权力去限制作者的创作方式，相应地，作者也不能强求他的作品必须被读者接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实验的过程。新诗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共识前，各种创作风格和理念混杂在一起，这就是当代诗人群体的复杂性。
作为读者，我们应当去读什么样的诗呢？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读什么样的诗。在当前的写作环境下，文本表达呈现多元化，我们应当接受并适应这种现状，因为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新诗的发展趋势。但是我认为，中国新诗经过百年发展，要想达到唐诗那样的高度，那么诗人应当更贴近人情与自然。因此，我期望当代新诗能更多地关注情感层面，能够展现情感的纯粹状态，无诉求、无目的、纯粹的感情流露。虽然我们现在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很难再写出唐人那样的山水诗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然与心灵宁静的向往，正如“诗与远方”所表达的那样。
我所希望未来新诗所能拥有的文本表达是这样的，它包含有最佳的三种状态：一是情感状态的表达，达到人情练达的层次；二是自然山水层面的表达，达到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层次；而第三种尤为重要，是关于智慧的表达，作为当代人，与前人对世界的思考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把我们属于当代人特有的体验记录下来，为这个时代留下智慧的表达和文本。百年之后，当后人回望这段历史时，依然能够通过诗歌与我们这一代人展开精神的交流。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新诗就没有意义。
结 尾
我同样以一首诗作为结尾：“你一会看云，一会看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个诗表达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百年新诗的未来应是什么样的理想状态？在我看来，它不应仅是一场文本的探索和实验，更应是我们这一代精神状态的真实展现。为此，我们可以让新诗的语言适当地回归一点古汉语，让新诗的语言更凝练精致一些，同时也让我们向自然回归一些。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人，要创造现代文明，而不是做现代文明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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