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改变中国
玉米改变中国
玉米，这种源自美洲的神奇作物，在1496年被引入欧洲后，于1551年首次在中国河南出现文字记载。从西南陆路传入云南，再到福建、江西等地的广泛传播，玉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长达数百年。这场以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为代表的超级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结构，还深刻影响了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乃至社会变迁。
早期传播：从西南陆路到福建
玉米传入中国的过程存在东南海路、西南陆路和西北陆路三个方向。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河南《襄城县志》首次记载了玉米在中国的存在。四年后，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途经河南巩县时，也被《巩县志》记录在案。历史学家分析，玉米最初可能是通过缅甸等西南陆路传入云南，进而进入中国内地。
在明朝时期，玉米在中国的传播较为缓慢。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虽然在1552至1578年间发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米种植，但描述为“种者亦罕”。直到两百多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湖南《沅州府志》才记载“玉蜀黍，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表明玉米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种植。
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后，传播一度较为缓慢。图源：摄图网
爆发性增长：福建-江西-湖广路线
玉米在中国的爆发性增长始于福建等东南海路的传播。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天主教传教士Herrera记载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已有玉米栽培。由于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口密集，玉米、番薯等作物从福建引入后，迅速传播至江西山区。到了清朝道光时期（1821-1850年），江西《玉山县志》记载当地“田间作息无间且晚，以余力竭之于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明末清初的战乱并未阻碍玉米的传播。相反，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线，逐渐在湖广地区传播开来。棚民的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清朝康雍乾时期（1662-1795年），玉米随着福建移民进入江西，随后传入湖南。清代湖南方志记载，“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
人口激增与山区开发
清朝入关后，人口激增成为玉米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官方控制的人口仅有1920万人。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已激增至2.96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更是达到4.12亿人。面对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正式“弛禁”，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入山区开垦，并宣布山区开垦土地免收地税。
棚民的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著，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棚民通过砍伐树木从事耕种、炼铁、烧炭、种植蘑菇和采矿等各种职业，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促使更多平原居民涌入山区避乱求生。
在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开垦运动中，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作物因其耐旱、易种的特点，成为山区开发的重要作物。棚民一般在山区低地种植番薯，在更高山地种植玉米，在高寒地区种植马铃薯。以湖北恩施为例，“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马铃薯），穷民赖以为生”。
图源：摄图网
湖广填四川与玉米传播
随着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玉米在中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四川在经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后，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清廷从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大规模鼓励湖广地区的民众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从康熙到嘉庆皇帝时期，约有600多万人移民四川。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展开，玉米也随之大规模挺进四川，并延伸进入四川与陕西、湖北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毕沅上奏说：“陕西兴安州（今陕西安康）从前多数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棚民进入秦岭巴山地区后，“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黄山，种植包谷杂粮”。
陕南地区的《延长县志》记载：“近来南方普种山原，收获倍于别种，始知玉米”，“南方农人种仅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或骤致小富”，因此“劝种玉米以济民食”。陕西“汉中府之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六邑，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洛南四邑，兴安府属之安康、石泉、紫阳、询阳、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杂粮为正庄稼”，“山氓为常饭”，在陕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贫者无食，即富者亦无粮”的仰以为生的局面。
玉米传播的双重影响
玉米的大规模传播不仅促进了人口增长，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明末清初以前，川鄂陕、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等各省交界地区存在广袤的原始森林。随着玉米的大规模传播和开垦种植，中国的森林破坏再次进入高潮。棚民在进入山区后，纷纷砍伐森林种植玉米，随后又继续砍伐森林炼铁、烧炭、种植蘑菇，这种“剃光头”式的山区滥砍滥发，使得山区土壤在几年后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到处“石骨嶙峋”难以耕种，于是，棚民又继续在山区迁移开垦“游耕”，使得中国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毁坏愈演愈烈。
晚清，玉米地里的农民。图源：网络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年），陕南地区的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随着棚民的大规模毁林种田，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同治皇帝时期（1861-1875年），江西武宁县志记载：“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由于棚民开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严重。
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年）向清廷上奏说，汉水流域由于秦岭巴山地区的棚民开山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在这种大规模开垦山区，造成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进入山区的棚民与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种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将棚民称之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写了《驱除棚害记》，以记载土著居民连结官府驱逐棚民的“功绩”。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们不得不进入山区开垦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敌视，随着山区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进入山区的棚民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以致于当时的棚民哀叹说：“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
在这种生活得比骡子还辛苦的沉重生活压力下，于是，嘉庆元年（1796），在棚民聚集、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区，白莲教起义率先爆发，并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秦岭巴山地区，清廷最终经过九年混战，“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尽管白莲教起义平定，但清廷却元气大伤，开始步入乱世末日。而从某种逻辑上，玉米的传播，也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白莲教起义，有着间接的关系。
图源：摄图网
晚清民国时期的玉米种植
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得玉米进一步扩散传播。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朝发起鸦片战争，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随着洋布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者开始大量破产；在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在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促进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区开垦、破坏森林、水土流失的长期积累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水旱蝗灾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的自然灾害到达了高峰，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流毒影响到了民国时代，在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间，短短25年间，中国爆发重特大水旱蝗灾竟达77次之多，并引发了多次大饥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冲击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化也日益严重，于是，不仅仅是在山区，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尽管粮食种植结构仍然以水稻、小麦为主，但普遍将稻米和小麦用来交租缴税的农民，却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黄县，由于玉米相对小麦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当地农民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食粮之属以麦与谷为主要品，其更贱者则为高粱，近二三十年来多种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为片片，谷制者少矣，盖黄境全恃三省之粮，东三省产包米，其价较谷为俭，农家乃自种之，食之颇甘，微不耐饥，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并高粱亦鲜食者矣。”
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的日益加剧，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始广为种植，为了活下去，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相对精细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对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为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相对更高产、更便宜，农民相对还吃得起。对此，民国时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说，“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篓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则仅见。”
玉米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北方贫困农民的重要主粮。图源：网络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为主食，而不是传说中的小麦，民国山东的《清平县志》也记载说:
“食品，以麦为尚，惟富民食之：中产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粮（粱）等，而间以薯芋。”
民国时期河北《清苑县志料》也记载道：“乡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为多，向不食用麦粉，即食之均在旧历年节或麦秋时偶用数日，过此以后仍食杂粮，高年人亦有食麦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劳农人家自以粗粮为便也”。
而在河南，民国时期的《洛阳县志略》也这样写道：“贫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类等杂粮，而佐以园蔬及野菜之类。”
在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化的影响下，于是，玉米的种植继续迎来了高潮，甚至在传统上号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区也“多种之”，例如在浙江遂安县“玉蜀黍……几为全邑半年之粮”。
上世纪30年代，在玉米地劳作的中国农民。图源：网络
也就是在这时期，玉米最终在黄河中下游也广泛种植开来，并突破长城，进入到了长城以北的内蒙和东北地区。于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番薯和马铃薯等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最终逐渐定型，而历经四百多年传播，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最终也在中国扎根下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粮之一，并助力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