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长春围城战：一座被遗忘的孤城
1948年长春围城战：一座被遗忘的孤城
六十军的突围计划
1948年3月，东北的冬天依然寒风凛冽，白雪覆盖的地面冰冷刺骨，天空灰暗，透着一股压抑的气息。永吉，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第十六军和吉林保安旅，处境极为窘迫。几万人的队伍早已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后方的吉林地区已经被我军占领，粮食和弹药的供应线完全被切断下。
我军经过严密部署，在永吉周围形成了层层封锁，只待一次总攻，就能将这股守敌彻底置于巢中。国民党方面显然不打算坐以待毙。六十军的指挥官曾泽生面对这样的惨局，意识到继续坚守无异于消耗全军实力，他决定冒险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突围行动。
在曾泽生的指挥下，突围计划被制定得极为详细。他们选择了一条我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防线，在夜幕降临后悄悄集结部队，企图趁着夜色偷偷行动。同时，为了减轻行军的负担，以提高速度，他们果断放弃了大量物资，包括不得不丢弃大批弹药储备和平时囤积的粮食，无比珍贵的军需只能留在原地，这些损失对整支部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
我军也不是毫无察觉。从突围开始，曾泽生的部队便不断遭到来自背后和两翼的火力牵制。我军的巡逻队利用地形和情报优势，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置多处伏击点。突围队伍时常陷入交火，阵型多次被打乱，士兵丧失联络，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在过程中彻底被消灭。在长达200多里的逃亡路途中，敌军损失惨重，占据六十军主力的第21编直接被打成一个“空壳”，很多士兵连武器都丢弃在路上，剩下的不过是疲软不堪的亡命之徒。
永吉突围之战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抵达长春暂告一段落，许多问题与隐患却在战场之后悄然浮现。大批突围行动中被丢弃的人员和家属，由于行动混乱，或者因为在途中已无体力继续跟随部队，而被遗留在战区内。这其中包括老弱妇孺、行动不便的伤兵，以及一些文职人员，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携带足够的食物或者御寒衣物，被我军发现在冰天雪地中无助地流离失所。
面对这些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人员，我军表现出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蒋军家属或者曾经为国民党服务而加以刁难。伤员立即得到救治，妇孺则被安排入住收容所，并提供食物和棉衣。对那些想要与家人团聚的家属，我军甚至组织军车和干粮，护送他们返回长春。
另一方面，蒋军突围到长春的主力虽然短暂松了一口气，但指挥官曾泽生很快察觉到事实与他预计的完全不同。长春并非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是一座被我军重重围困的孤城。从外界来看，这里已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补给和增援几乎不可能到达；城内而言，粮草和弹药不足不说，内部的军队士气也已因长期战事和突围的惨烈而降到谷底。
长春城内
1948年4月，长春，在历经寒冬后，本应逐渐回归温暖和生机，却成为一座死气沉沉的孤城。我军的战线已经紧紧包围住长春城外的大片区域，将长春城的蒋军守军完全孤立。城内的气氛异常紧张，无论是守军还是百姓，都如同困兽般被压抑在这片有限的空间里，挣扎于生存与绝望之间。
城市的生活秩序早已被战争打破，守军上下弥漫着浓浓的焦虑与恐慌。城内交通停滞，补给断绝，原本用于民生的资源被优先供给军队，但即便如此，大多数士兵依然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尽管我军外线严密封锁，试图通过和平喊话争取守军投降，但蒋介石的严令仍然要求守军死守不动。这些被困在城中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体会到这些命令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他们的未来只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守军与城内百姓的矛盾也随之日益尖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长春守军开始大范围搜刮城内粮食财物，以支撑部队的生存。起初，这些搜刮以强制征粮的形式存在，仅限于富户和粮商。但随着物资的迅速枯竭，守军的目标逐渐扩大到普通民众的家中。一队队士兵推开老百姓的门，毫无顾忌地翻箱倒柜，把米粮扫荡一空，甚至连一些日用品、棉被也被抢走，导致普通百姓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
即使如此劫掠，守军内部依然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许多士兵私自倒卖从百姓家中搜刮来的粮食，以获取个人利益。一斤粗粮的价格从几块钱逐渐暴涨到了上百块，甚至上千块，普通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饥饿的阴影笼罩在长春城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绝境。冰冷的春雨淅淅沥沥落下，城内的巷子里充满了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百姓。有人为了换取一碗稀粥，不惜将家里的所有家具拿去贱价兜售；有人在饥饿的折磨下，甚至开始煮树皮、啃草根充饥。
蒋介石的无情命令
当长春城内的饥荒和矛盾逐渐加剧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并没有表现出对困城百姓的同情和怜悯。蒋介石下达的命令更加冷酷无情，强调“城在人在”的死守策略，试图以拖延战术等待可能出现的战略转机。他的第一条指令是加强对城内百姓的全面搜刮：所有储粮一律上缴，任何藏粮行为都视为叛国处理。紧随其后，他进一步要求完全禁止粮食的买卖和自由贸易，彻底断绝百姓的谋生之路。
守军接到指令，开始了一轮更加残酷的清查与搜捕行动。家家户户的门板被用沙包重重堵住，守军挨家挨户搜刮每一粒粮食，只要有藏匿粮食的人，便立即被扣以“土匪”或“通共”的罪名，财物充公，家人驱逐。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极端的命令：将城内所有老弱妇孺驱逐出城。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在没有任何粮食和补给的情况下，被逼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
与此同时，我军为了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迅速在外围设立了救济收容所。在这些收容所里，靠着有限的物资，我军竭力为出城的百姓提供温饱。一些妇女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跪倒在炊烟下，靠喝几口粥勉强支撑着羸弱的生命；年迈的老人们落泪不止，低声感谢那些为他们提供食物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不少被抛弃在路边的尸体逐渐被掩埋，道路两旁的荒野里零星的坟包提醒着人们，这场劫难的残酷程度。
而出城的年轻男子则成了蒋介石的一项特殊目标。在蒋介石的补充命令中，他要求守军对所有成年男子实施强制征兵，无论他们原本的职业是什么，也不管他们是否适合作战。很多被迫留下来的男子被匆匆发了一件军装和一把老旧步枪，就如牲畜一般被推上阵线。长春的这场灾难，并非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生存浩劫。
蒋介石的逼命令与守军的决裂
1948年的10月，秋风带来了一丝凉意。这对于还困守于长春的守军和市民来说，只不过预示着一个更为沉重的冬天即将到来。经月余围困，长春城内已陷入不可逆转的饥荒和衰竭。整个城市再没有“正常”这个词汇可言，死寂才是长春最贴切的形容。用水难、用电难，此起彼伏的哀叹声混杂在城市的空气中，夜晚的街巷似是鬼影重重：瘦弱的影子沿着街头游荡，他们的目标是找寻任何还能充饥的事物。
蒋介石的一道命令从万里之外的南京飞到了长春。这是一道令人瞠目结舌的命令，也是蒋介石最后的“豪赌”——他要求城内守军必须立即全力向我军阵地突围。为了传达命令的严肃性，文件中还明确指出：如不执行，所有军官与士兵将面临从中央直接下达的严厉惩罚。这道命令并未让长春守军看到一丝曙光，反而将他们进一步推入绝境。
经过数月的围困，守军的战斗力已降至最低点，士兵们长期饥饿导致体力严重透支，武器装备也因缺乏弹药和维护而显得落后。更惨的是，没有任何增援部队会从外围接应他们，所谓的突围无非是兵败如山，任我军歼灭。
城内的最高指挥部陷入了难以调和的分裂状态。部分顽固派将领咬牙支持突围计划，试图用行动挽回何种面子上的尊严。可大量中层军官和基层兵士已在心底明确了方向：他们不想成为蒋介石的祭品。士兵内部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叛乱与逃兵案件，一些士兵甚至暗中与我军进行联系，正式表达投降意愿。我军接收到守军内部传出的消息后，抓紧机遇，继续对守军进行宣传与瓦解工作。
最终，在蒋介石的逼命和绝望的内部矛盾下，长春守军逐步瓦解。满目疮痍的城中，仅存的军队在无力对抗的情况下，选择了缴械投降。
参考资料：[1]于恒奎,王健.围困长春的新视角[J].兰台世界,2020(6):1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