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恺：中国水利事业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者
须恺：中国水利事业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者
须恺（1900—1970），字君悌，著名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须恺任水利部计划委员会主任、北京勘测设计院院长、水利电力部规划局总工程师和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他长期从事水利工作，培养造就了一批水利工程技术的骨干力量，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外水学 融会贯通
1915年，须恺以优异成绩通过入学考试，成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届学生。其各项专业课程多达数十门，既有理论课又有实验课，同时，学校规定暑期必须在工程上实习，且在学制内达到毕业所需学分，方可获得毕业文凭。
须恺秉持学以致用的理念，能够将水利科学知识灵活运用，这与其多次参观水利工程、实习测量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须恺与其他同学曾于1916年8月赴南通保坍会参加南通县水利测量，并在1917年4月12日毕业时将所学心得——《水工基础工事》发表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特科毕业纪念册》。1921年，须恺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吐洛克灌区工程局工作，次年9月进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灌溉系学习，并自1923年起在美国多地实习、考察、参观访问，直至1924年9月硕士毕业回国。在美期间，须恺曾服务于探洛克灌溉工程局（Turlock Irrigation District），该局负责营造的唐彼得落坝是“重性式”（gravity type）大型水坝的代表性工程，规划严密、经济效能大，须恺将其实地考察记录、整理发表于《科学》杂志，并附示意图一张，“以作国人经营大坝工之参考焉”。
须恺学成归国后，亦多次出国参观、学习水利，如1956年春，他跟随傅作义前往苏联，参观水利建设工程、访问水利设计机构和科学试验研究机构。须恺在出国考察、交流的心得体会中常提及他国实际情况与中国的异同点，有选择性地吸收他国水利开发的成功经验，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基本国情对发展水利事业的重要性。
心系祖国 发展水利
在实际工作中，须恺不仅重视查勘测量，而且还特别注意按流域结合各省（区）、市行政区划的水利建设。须恺在1928年9月至1929年担任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技术长期间，提出了治理永定河、解决海河淤塞问题的5个举措；他还主持编制了《永定河治本计划》，该计划系海河流域规划最早的蓝本，这也是按流域规划进行治理的开端。1929年，须恺调至导淮委员会并担任副总工程师，之后他几乎将一生奉献给了淮河水利事业。在解决导淮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苏北地区水利整治方面，他积极从工程设计与施工层面对水利工程进行科学技术指导。须恺参与编制《导淮工程计划》，为此后深入治淮工作奠定了基础。1931年，须恺兼任导淮区工程局局长及里下河工程局局长。翌年，须恺便主持了苏北运河整治规划和设计，并结合苏北水情的勘察结果，提出要对我国古运河进行现代技术改造。在此期间，须恺始终秉持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治河理念，主持修建了淮阴水利枢纽工程、淮阴船闸、邵伯船闸和刘老涧船闸以及三河、相庄活动坝等工程。即使遇到水灾侵袭，亦果断继续建造导淮船闸工程，有效促进苏北地区水利事业在航运、灌溉和排水等方面呈多线程发展。正因须恺出色的工作表现，1933年6月，须恺经李仪祉推荐担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在导淮实践工作期间，须恺不仅一直潜心研究导淮相关科技问题，而且主持策划了长江支流赤水河和乌江的航道整治工程，有力改善抗日后方的通航交通运输情况，为早日实现和平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须恺仍在治理淮河这一重要水利问题上不断摸索前进，在水工、灌溉、航道等方面颇有建树。他曾多次前往淮河流域三省区进行考察调研，并向中央汇报治理淮河方案，参与水利部治淮方略和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审批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国水利事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须恺向国家建言统一水利行政的重要性，“随科学的进步，时代的要求，最近的水利建设，因之多趋向于多目标制……就是以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为对象，以整个河系的全部水流作根据，加以控制和分配，防止洪水的灾害，开发灌溉航运水利各项的利益，促成全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繁荣”。自1954年起，须恺担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院长，布置并指导进行海河流域的勘测规划工作。1956年，在全国灌溉系统新建和改建科学技术交流会议上，须恺基于中国具体条件，提出发展灌溉中全国水土资源平衡问题、灌溉发展和其他水利建设的关联性问题等6个问题及其解决途径。1962年，须恺提出要分片搞好农田水利建设以达到旱涝保收的标准。这一主张随后获得国家认可，并于1964年由国务院正式提出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业田的要求。
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
在执教期间，须恺始终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相结合，不仅为学生讲授水利工程学相关课程，而且亲自带领学生在校内进行工程试验，外出实习及实地考察等活动，他还鼓励学生学习外国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即将出国留学的张光斗经汪胡桢介绍来到导淮委员会，学习水闸和船闸设计，须恺带他实地参观了淮安船闸、淮阴船闸工地和导淮入海工程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祖国水利事业的感情。1936年，须恺参与选派王鹤亭到印度学习农田水利工程专业，为王鹤亭关注、引入、制配灰土代水泥提供了契机。1937年，须恺受全国经济委员会派遣出国考察水利时，不仅让学生张书农随行，暑期时还安排他再去欧洲实习考察。
须恺从学科定位角度对水利工程学提出独到见解，认为课程设置应全面综合工程、科学等知识体系，如从事灌溉水利者还应懂得农作物学、土壤学、农业工程学等，而修建大水库、大运渠、巨闸高坝等则要善于利用最新的机械技术。须恺的指导，让学生收获了丰富的课程知识、加强了学术素养训练，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为投入社会建设的专门人才，为改善工程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通才与专才相脱节、科学教育与生产相脱节等情况奠定了稳固扎实的基础。
1931年，须恺积极倡议成立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水利》、编印水利丛书、编订水工名词、建立奖学金等，为统一水政、厘定水利法规、宣传水利科学技术、培养水利人才等作出重要贡献。须恺重点参与完成了《中国水利问题》，主要集中探讨了淮河流域的水文、水利、防洪、航运、灌溉等方面的治理规划。抗日战争期间，中英庚款会成立了协助科学工作人员委员会，须恺担任工程学科主席委员，参与评审了相关科研计划的资助申请，为保障“科学协助制度”的实施付出了诸多努力。新中国成立后，须恺与张含英、郝执斋等人倡议重新筹建中国水利学会，并于1957年4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将学会正式定名为“中国水利学会”。
须恺作为早期留学的水利专家之一，扛起治水责任。一方面，他亲身奔赴祖国诸流域的水利建设，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治理方案。同时，他意识到水利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间供求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安全性需求”“经济性需求”“舒适性需求”都是水利发展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积极搭建水利科技薪火相传的重要平台，密切师生之间、朋辈之间的交流研讨，培育了良好学术生态，加强了水利科研共同体观念，实现了学术研究的有效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