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是人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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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创作中心

中国为什么是人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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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25/0222/07/35531872_1147337278.shtml

每逢过年，总要面对那些熟悉的或不太熟悉的亲戚，被他们抛出一个个灵魂拷问：“工作怎么样？”“结婚了吗？”“工资多少？”你是强颜欢笑、含糊应对，还是尴尬低头、沉默不语？好不容易熬过春节的人情往来，刚松口气，却又要踏入职场这个更大的“人情江湖”。于是忍不住想要抓狂：“中国为什么是个人情社会啊！”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不妨停下来，和我们一起深度思考这个问题的根源。

自然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重人情，这与它的自然经济基础有着密切关系。在过去，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不仅是生存之本，更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合作和互助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村庄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单位。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悉” 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里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

当村庄面临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时，人们互助合作的需求就更高了，他们可能需要同心协力防洪抗涝，或组织建立防御工事等。因此，村民愿意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建立人情关系，别人对自己的亏欠越多，自己的人情积累也就越多。

思想文化基础

从思想传统来看，自汉代以来的统治者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法制建设便长期处于次要地位。儒家文化强调“礼治”，讲究“克己复礼”来规范人情，使其符合社会义理。在儒家学说中，人伦是最基本的理论分析尺度和单位，据此而产生出关于人与国家社会、人与君亲师友以及人与法理情利的基本的思想主张和理论框架。而人情正与这种人伦的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是这种人伦观念世俗化的产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讲究中庸，倾向于从对立双方的人和一侧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点损失或痛苦中找出均衡点来。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社会评价体系往往强调合情（人情）合理（法理），而非单纯的法理约束。这使得人情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

人情的社会机制

在人情社会中，人情不仅仅是感情表达，更是一种社会交换方式。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人际关系并非平等的，而是依照亲疏远近排列的层级网络。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种网络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位置与责任。

“人情亏欠”是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会形成隐性的社会债务，这种“亏欠”不仅影响个体之间的互动，还通过长期的人情往来，维系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权力的流动。因为人情社会中的“交换”并非等价交易。赠予与回报往往不是简单的“你给我多少，我就回报多少”，而是长期的、情感主导的互惠关系。接受人情的一方通常在未来寻找机会加倍回报，而赠予人情的一方则期待对方在适当时机偿还。这种“循环回馈”使得人情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积累，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人情是一种社会资本，那么面子则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形象象征。在中国社会，面子与人情密不可分。人们通过“给面子”来维系关系，通过“欠人情”来强化彼此的纽带。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如果一个人虽有物品、财富、地位等，但他想找人分享时，别人都表示出轻蔑、不愿搭理，或拒绝要他的东西，即不愿分享他的资源、沾他的光，那么就是不给他面子。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面子是由脸出现后而获得的他人的评价，它检验和考验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脸是否被某一群体或社会圈承认。

比如A和B之间建立了人情关系，这时B对A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可以说“看在我们情分上”。这里的面子和情分在A和B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即人情就是面子，面子就是人情。但如果A、B和C三人之间，A和B之间有人情关系，B和C之间也有人情关系，A和C之间没有人情关系，那么A和C之间似乎不会因为B同两人都有人情关系而建立人情关系。但我们在中国社会的经验中发现，A和C之间事实上是有人情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子在中间起了连接的作用。

比如C因为同B的关系，对A说：“看在我的面子上”，通常A不会给C面子；但如果C对A说：“看在B的面子上”，A就会因为要给B面子而给C面子。所以在中国社会，不是事情本身好不好或能不能办，而是要看是什么人出面。在实际交往中，许多关键决策和资源分配往往依赖于人情和面子的作用。例如，职场晋升、商业合作甚至政治运作，都常常受到人情网络和面子文化的影响。通过“借面子”、“送人情”或“讨好面子”，个人和集体能够在无形中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权力支持，从而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社会的“无奈选择”

新中国成立不足百年，法治建设、文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一社会环境下，利用人情关系就成为获取资源的必要手段。比如没有背景关系就很难让子女进入名校，在公立医院也需要找关系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普通老百姓需要依靠熟人背景争取稀缺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这无形中加强了人情文化，让其在社会中扎根发芽。许多人不是乐意打点人情关系，而是在既定体制下别无选择，只能顺应这个不成文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典型的纳什均衡——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针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佳选择，一旦偏离自己的策略，就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在这个局面下，个体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策略。比如家长们明知打点人际关系可能导致腐败和不公，但他们为了子女着想，也只能选择利用自己的人情网络……

人情社会在当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城乡人口的流动，传统的“熟人社会”正逐渐被解构。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不再“依附于土”，而是向城市流动，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村”以及“彻底离乡”的不同群体。年轻一代的“农二代”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土地和乡土社会抱有深厚的情感，他们更倾向于在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甚至完全脱离乡村。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人情社会的运作逻辑，老一辈维系的“人情债”正在逐渐被削弱。村庄中的宗族关系、礼仪规范、乡土秩序都在受到冲击，过去“你帮我、我帮你”的人情交换，变得不再那么可靠和普遍。

但是人情并未随着乡村的变迁而消失，而是在城市环境中变形和延续。在城市，人们虽然处于更为陌生的环境，但旧有人情的逻辑仍然渗透到工作、商业和社交活动中。城市中的人情关系更加具有“功能性”，它往往围绕职业发展、商业合作、利益交换展开。例如，职场中的“人脉”已经成为许多人向上发展的关键，在公司内部，“给领导面子”“托人找关系”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情社会也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发生新的演变。社交媒体使得人与人的联系突破了地理限制，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人情的作用，反而强化了某些社会互动模式。例如，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成为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点赞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情交换的一种形式。人们通过转发文章、推荐资源、互相点赞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某种关系的认可，从而在虚拟世界中积累“社交资本”。

然而这种新形态的人情社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过去人情是建立在长期互动和信任基础上的，而如今，许多社交关系变得更为表面化，人情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稀释。网络上的“人情债”可能比现实中的人情更容易被忽视甚至遗忘，社交平台的流动性使得“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脆弱，许多时候只是基于短期的利益交换，而非真正的社会纽带。

总结下来，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情的规则在变，但它的影响依旧深远。或许，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为什么是人情社会”，而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