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书法馆 | 东晋王羲之《上虞帖》

上海博物馆书法馆 | 东晋王羲之《上虞帖》

《上虞帖》是东晋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是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一封手札，因帖中第3行最后3字和第4行第1字有“今在上虞”字眼而得名。

原帖内容讲的是王羲之本来和友人约好相见，但因前一夜腹痛而无法前行，于是写了这么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一些亲戚和朋友。所以《上虞帖》还有个名称是以该帖内容而命名的，叫《夜来腹痛帖》。

该帖用的纸为麻纸。尺寸纵23.5厘米，横26 厘米，共7行58字。

该帖是唐摹本，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但上博这份《上虞帖》属于“下真迹一等”的唐代摹本，明代詹景凤（与文彭、许初等曾为何震老师）将此帖著录于《东图玄览》，并称赞其为“唐摹之绝精者”。所以弥足珍贵，该帖如今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由于该帖开篇有“得书知问”，所以又名“得书帖”。在此帖的左边题跋中，程定夷的第一篇题跋中就明确写说“右上虞帖原名得书帖......”。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手札时时以开篇字句命名，比如开篇见“得书”两字的称为《得书帖》，如《宣和书谱》《淳化阁帖》等等收录的信札中就有多幅作品名为《得书帖》，比如西晋张华《得书帖》、东晋王献之《得书帖》等等。所以《上虞帖》虽然又名《得书帖》，但《得书帖》一名却并非只属《上虞帖》独有。

我们来读读这个帖的原文：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具体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白话文的大意是：我收到来信了，感谢问候！我昨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以致无法来和您相见，非常遗憾和抱歉！想在出行之前告别，修龄（王胡之）来我这已经有些时日，如今他已在上虞，这个月末应该会离开。重熙（郗昙）明早就会向西去往建康。与他分别，痛不堪言。不知道谢安兄现在何处？不知他对当前时局以及对修龄、重熙的新任职有何看法？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内心总还是有些担忧，放心不下。

在信中，王羲之提到的几个人物可以延展开来说一下，比如帖中提到的“修龄”是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修龄是他的字；“重熙”是王羲之的妻弟郗昙的字；“安”是谢安，东晋大名人，因淝水之战而闻名后世，也是王羲之的好友（也是兰亭雅集参与者之一）。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有名的诗《乌衣巷》，里面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诗中的王和谢就是指东晋时期最有名的王家和谢家，即王羲之和谢安的家族。王家在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拥有几乎和皇家同样显赫的权势与地位。而王家为书法世家，家族中众多书法史上留名者——比如父辈的王导、王旷、王廙，同辈的王恰、王荟，儿辈的王凝之、王涣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珣等等都在其时已享书家大名，其中最著者无疑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我们来说说王羲之。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逝于379年，享年58岁。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也是书法史上最有名、影响力最大、书史地位最高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又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等等。

王羲之原籍山东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初任秘书郎，后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世称“王右军”。王羲之早年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王羲之在书法上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基于传统又善于创新——他改变汉魏以来追求质朴古风的书风（比如改变原来楷书的扁势、隶意，行草书的横势为纵势，更强调上下字势和笔意的连贯等等），创造出更加妍美流便的书体。其书法尤以楷书、行书、草书闻名于世，其用笔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右军如龙”之誉。

引一段王羲之自述，可管窥其学书历程：“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石安注：《石经》三体书刻立于魏正始二年（241）时，非汉末蔡邕（133-192）所书，疑王氏自述时将此经混同于蔡邕《熹平石经》）

所谓“晋人尚韵”，王羲之可为代表。王羲之为人处事呈典型晋人风度，有“坦腹东床”“东床快婿”“人各有体”“黄庭换鹅”等脍炙人口的典故流传于世。

而于书法，同时追求晋人风神——对于神韵和雅韵的追求与呈现是这个时期书家的共同意趣所在，那种自然的、潇洒的、超然世外的、高人逸士的风神是这个时期的书风特点。

石安概括王羲书书法的关键词，一是“雅逸”，可以概括王羲之的书风特点，雅为神采，逸为风度。主要从其气息神韵角度概括，包含了对书法的极致追求和技法上的精熟自然。二是具体笔法上采用“内擫”笔法。

自唐太宗将王羲之尊为“书圣”后，几乎历朝历代的书法家都有过学习王氏书法的经历，或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故王羲之“书圣”之誉可称实至名归。

具体到王羲之的学书经历，简单可概括为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来学习张芝草书、钟繇楷书，并广种博收，最终化为己用，形成流便清新的书风，创为今体，影响后世绵延不绝。

图：装裱后显现出的“内合同印”朱红印

《上虞帖》卷首可见明末清初收藏大家梁清标书写帖名及“蕉林珍藏”的题签，并可见所盖“梁清标印”，以及宋徽宗赵佶的泥金书题签“晋王羲之上虞帖”，题签下盖有宋徽宗的双龙朱文圆印，该帖其他地方也可多处见盖有宋徽宗的“宣和”“政和”“御书”等等显见标识的印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帖正文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别钤有南唐时期的“集贤院御书印”墨印（较为清晰）和“内合同印”朱文大印（比较模糊），这是将该帖断为唐摹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见下图。

据离，传世古书画上并用“集贤院御书印”和“内合同印”两印者，独此《上虞帖》，而南唐“内合同印”在其他古书画上并未得见，由此更见此卷的珍贵之处。

说说此帖页的递藏。《上虞帖》在明代藏于晋王府，后归藏于韩逢禧，至清初为收藏大家梁清标所藏——上款有题“蕉林珍藏”，“蕉林”为梁清标的号，起首还有“梁清标印”的白文印，中间有“蕉林”朱文小印——这些都是梁清标藏品的重要线索，而在上博书法馆同期展出的汉代《乙瑛碑》拓本和宋代米芾《多景楼诗册》等都可见其中印鉴，由此可断为这些展品也曾为梁清标所藏。

清嘉庆时为翰林商载所收，后归大兴程定夷收藏（此卷可见多篇程定夷题跋，跋中对本帖递藏、真伪鉴定、王氏书风等均有述及，而屡见题跋亦可见藏家对其珍爱之情）。该帖1969年10月移归上海博物馆。

就此卷而言，石安以为，除了欣赏王羲之书迹的精彩风神以外，此卷的题跋和印鉴都深值一观，其中富含大量对于赏析此帖的有价值的信息（简要标识如上数图），观者不可忽视和错过。

《上虞帖》成为上博镇馆之宝的曲折经历值得一提。此帖文革中为抄家文物，1969年10月移交上海博物馆。当时被定为赝品。1972年，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万育仁（在上博既做文物鉴定，也教授和从事传拓工作）在清理古玩文物时，发现已扔到垃圾篓中的此帖，初断为宝物并取回，虽经当时其他专家仍定为赝品，但万育仁坚持己见并将此帖小心保管。三年后即1975年，万氏将此帖拿给其时在上海博物馆重新主持工作的沈之瑜先生看，并呈述认为该帖为珍贵文物的观点，其时任保管部部长的马承源先生建议请海上鉴定大家谢稚柳进一步鉴定，经谢先生鉴定，以及后来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软X光透拍发现此卷盖有南唐内府“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鉴藏印等，最终定为王羲之唐摹本，由此《上虞帖》得以幸存并成为上博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