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育婴堂：为什么收容的大多是女婴？
清代台湾育婴堂：为什么收容的大多是女婴？
在清代台湾，育婴堂作为收容弃婴的慈善机构，为何收容的大多是女婴？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性别观念？
当母亲含辛茹苦地怀胎十月，等到婴儿呱呱坠地、哭声传出的那一刻，理应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并非每个生命的诞生都伴随着祝福，有些生命的到来却充满了意外与无奈，甚至伴随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
在医疗和卫生条件已经相当进步的今天，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尽量避免意外的发生。但如果这些意外发生在过去，人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些意外的生命？为什么被视为"意外"的，大多数是女婴？
驰人听闻的溺婴传统
面对这些意外生命诞生时，人们最初选择的方式极其残忍——溺杀或遗弃。溺婴或弃婴陋习的出现，主要原因不离经济问题、家庭制度或性别观念。在这些被溺毙或丢弃的婴儿中，大多数是女性。
19世纪的中国，经常有杀害、活埋婴儿的事情发生（Source：wikipedia）
过去贫困家庭典卖妻儿的事情极为常见，早已不足为奇。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洪江育婴小识》即提到："溺女弃孩，在所不免，实因贫为之，非必忍心而出此。"可见当时贫困人家连温饱自己都有困难，实在供不起孩子，溺杀遗弃也是情势所迫之举。当然也有部分人仅出于生养过多或不善照顾，就将小孩丢弃或杀害。
一般家庭的子女尚且如此，更别说是非婚生子女，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下，不仅难以被社会认可，也完全不受法律所保障，因此大多在诞生后就被丢弃于荒山野岭或想方设法毁尸灭迹。这样的行径现在听起来极其残忍，但当时却不乏这样的例子。
也有部分溺婴的行径受到社会因素影响，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女子的养育尤不受重视，因此溺女比溺男更为普遍。这种现象早在《韩非子》中就有记载："见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子。"其次，民间迷信也可能助纣为虐，像是在服忌期间生儿育女，或诞下残疾的幼童都会被视作不祥的征兆。有些地方则会因考虑到女儿未来要负担的巨额嫁妆，而降低抚养女婴的意愿。如隋代所撰述的《颜氏家训》更称"盗不过舞女之门"，意思是生育过多女儿必定会导致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就连盗贼也不愿意前往行窃，因此也推波助澜了这股溺女风潮。
晚清经常有溺婴的事情传出，因而出现许多劝阻溺婴的宣传图，本图就是溺婴的示意图（Source：wikipedia）
福建一带更有因遗产分配问题，而将新生儿狠心溺毙的传统；或在战时兵荒马乱之际，为求逃亡之便利，女婴经常是最先被抛下的，情况危急时就连男婴也无法幸免。这种溺女之风直至清代也未见消退。
弃婴不断怎么办？育婴堂的诞生
不过这样骇人的传统并非没人注意到，为解决社会上溺女之风气，清代官员李凤翥与福建巡抚朱纲皆曾分别上奏给雍正皇帝，均强调平民百姓常因贫穷而难以抚养女儿，就算是平常家庭也会思及女儿的嫁妆费用而痛下杀手；而且若不加以严禁溺女，性别比的失衡也将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解决溺婴问题，清政府特地颁订法令，希望吓阻民众溺杀子女，并嘱咐地方官随时稽查溺婴情形。各地方官甚至以缇萦救父、木兰代父从军等古代孝女的例子，对民众动之以情。
不过，虽然清廷一再明令禁止，但政府上有政策、民众下就有对策，即便制定严刑峻法依旧无法杜绝溺女事件的发生。因此政府处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动用地方资源，着手兴办社会救济事业，协同富商、士绅、慈善家等社会精英，设立育婴堂或保婴局并聘请乳母喂养，帮助原本要被溺杀或丢弃的婴儿得以继续生存。
清代台湾的育婴堂
清领初期的台湾还未太多溺女事件，由于当时台湾作为移垦社会，受"渡台禁令"所约束，不许携家带眷的规定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社会反倒出现与大陆截然不同的"重女轻男"的现象。但是随着清领中、后期禁令的松绑和汉文化的一脉相承，致使"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又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
一旦原生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弃婴溺女的遗风弊俗将重新兴起。清朝统治的中后期，台湾民间不仅出现许多刊载阻溺图文的宣传品流传劝世，各地也会举办相关演讲活动，透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无法读懂文章的民众也能理解慈善之道，达到劝人向善、减轻溺女弊习的作用。台湾的育婴堂也在此种脉络之下慢慢发展。根据《台湾通史》中"台湾善堂表"记录，清领时期台湾各地育婴堂（局）的置设，有嘉义、彰化、台南、枋桥（今板桥）、艋舺、新竹、澎湖共七所。设立目的以救济、扶养因家贫或因不喜女婴而被丢弃的婴儿为主，其中以1796年嘉义城隍庙旁成立的育婴堂为最早，而后陆续于彰化、台南、板桥、新竹、澎湖等地设立。
日治时期嘉义慈惠院的前身就是清朝时期的嘉义育婴堂，同样负担照护幼弱的功能（Source：国家文化记忆库）
育婴观念的转变——育婴堂的运作与延续
然而，虽然育婴堂以收养弃婴为业，但育婴堂所能收容与负担的弃婴数量还是有限，只能提供固定的财源与人力，而当贫困家庭过多，超出育婴堂的负荷时，为节省聘请乳母的人事费，各堂就会采取发放救济金的方式，请生母自行将婴儿抱回抚养。
如《台湾惯习记事》内记载艋舺淡北育婴堂的实际情况："起初育婴堂之开业，先在堂内设置乳母堂六房，雇乳母四名……贫家之生子而来堂乞救者太多，因经费有限，未能一一加以救养。于是设置堂则，规定养育婴儿之员额每月五十名……"
以育婴堂实际收容的对象来看，几乎都是以女婴为主，有时也会养育残疾生病的幼童。除了重男轻女及嫁妆考量的因素外，也加上家庭收养男性的意愿较高，但很少有人愿意收养女婴，有的话也是留作童养媳，日积月累，女婴的数量就愈来愈多，而如果一直都无人肯领其作养女或媳妇，直到女孩八岁时，育婴堂就会委托媒婆替她们配对择偶。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夫马进的研究，女婴平均约占育婴堂内总体婴儿数量的90%以上。而澎湖育婴堂在光绪18年曾有统计资料示，全堂收容的33名婴儿皆为女婴。
直至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之后，台湾总督府并没有将救济事业废除，而是予以保留，并将部分育婴堂与卹嫠局合并为仁济院，大致上沿袭清代的制度，也把这些单位转换为政府慈善事业的一环。1897年起，日本皇室吉凶、灾害、奖励、成与医疗五种名义赈给"御下赐金"，使慈善事业得以延续，同时也设置新的慈善机构，台北仁济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
然而，尽管更换政权，台湾在日治期间仍不时会出现溺婴或弃婴的情事，每隔一段时间便可以在《台湾日日新报》上见到死婴尸体被遗弃的相关报道。直到后来总督府致力于通过学校教育、社教团体、医院卫教与报章媒体的传递手段，向民众普及西方近代育婴观念，弃婴或溺女的恶习才逐渐从台湾消失。
无论是清朝时期的育婴堂或是日治时期的仁济院、慈惠院，确实提供了面临危难的婴幼童一个容身之处，不过这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时至今日，某些国家仍经常因为性别歧视或是生育政策导致抛弃女婴、甚至杀害的事情时有所闻；重视性别平权、重新审视对于生命的对待与价值，或许才是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最好方式。
直至2000年以前，中国农村仍随处可见禁止遗弃女婴的标语（Source：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