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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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学术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另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北宋政权建立一百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七十五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另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