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出土青铜钺：两千多年前的王权象征与文化密码
广西出土青铜钺：两千多年前的王权象征与文化密码
两千多年前，广西出土的青铜钺以其独特的形制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见证了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形似靴子、凤字、铲形的青铜钺，不仅是一种冷兵器，更是王权与兵权的象征，承载着西瓯、骆越先民的历史记忆。
1971年，广西恭城嘉会乡的秧家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形似靴子的青铜钺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这件靴形钺刃宽9.5厘米，通高8.8厘米，銎上饰卷云纹，刃端圆翘呈弧形。因其形状似短靴而得名“靴形钺”。尽管锈迹斑驳，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工匠们创造的原始之美。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经常为人提及，但其中钺的来历却鲜为人知。石器时代后期，中国开始了青铜冶铸与冶铁时代，这个时期冷兵器发展到巅峰。其中从石器时代的石斧发展而来的一款冷兵器，就是钺。
最早的钺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钺的材质有石钺、玉钺。随后从夏朝开始，发展出青铜钺。春秋时期军事著作《司马法》有载：“夏执玄钺，殷执白戚，周左仗黄钺，右秉白髦。”《史记·殷本纪》亦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逐伐桀。”先秦时期，帝王将相征战沙场，常执钺以令三军。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也常见此记载。比如，三国名相诸葛亮的“亲秉旄钺，以厉三军”，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人间所重者，相印将军钺”……可见，钺，是王权和兵权的一种象征物。
从考古山东苏埠屯方伯大墓、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及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中所出的纹饰精美的青铜大钺，也证实了这一点：墓葬凡随葬钺者，墓主大多是生前握有重权的王侯、方伯或王妃等人物。
1974年，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葬群，出土青铜器400多件，其中青铜钺多达8件，包括有靴形、铲形、凤字形等多种形制。随后，在武鸣、田东、贺州、南宁、象州等地都陆续发掘出青铜钺。
广西铜钺的出土分布愈加明显：以桂东北的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较为密集，数量较多，种类也比较丰富。究竟广西出土的这些形制各异的铜钺是何人之物？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生活在今广西境内的越人分为西瓯和骆越两个不同支系，西瓯人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左右江、邕江流域一带。广西出土的铜钺分布与广西越人的活动范围基本吻合。由此可知，这些青铜利器，应是当时聚居在广西的越人所使用的器具。究竟先秦越人是如何使用这些铜钺的呢？
专家在研究南方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铜鼓时，发现了这种利器的完整形象。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至东汉古墓群出土的一面铜鼓上，刻画有一手持盾，一手持钺的“羽人”。
现藏于越南历史博物馆的玉镂铜鼓和黄下铜鼓，也有相似的持钺“羽人”形象。从羽人手持盾与钺作舞蹈状的特殊形式上看，这种铜钺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祭祀、仪仗活动的一种用具。
除了作为礼器，广西铜钺是否存在实用器的可能性呢？在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广南铜鼓鼓身上发现一幅椎牛图，图中两人将铜钺握在手中，磨刀霍霍欲斩杀这头牛。可见，铜钺作为一种切割或砍劈的工具使用。而且在南方草木繁盛的情况下，要征服自然，利于垦辟，越人使用铜钺斩劈荆棘，为农业种植开垦荒地，也是可能的。
从出土铜钺的墓葬的随葬品看，钺都与剑、戈、矛、刀、斧、镞等兵器以及陶纺轮、叉形器等生产工具混杂在一起，证明它们用作砍劈工具和杀伐兵器的可能性。专家也从铜钺出土时刃部的痕迹证实这一点。
可见，广西铜钺不但种类繁多，而且使用相当广泛，渗入越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在江浙、湖南、云贵等地区也发现有相似的青铜钺。
1976年，浙江宁波鄞县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为凤字形钺，其形制与广西平乐银山岭、贵州出土的凤字形铜钺相近；贵州兴义出土的战国铜钺又与广西南宁邕江出水的斜弧刃铜钺的器型吻合；它们器身上所饰的羽人划船图案也与广西翔鹭纹铜鼓异曲同工。而羽人划船纹多见于滇、桂的铜鼓和越南东山文化的青铜器上。
20世纪60年代，湖南衡山出土的人物纹靴形钺，与云南凤庆县出土的战国乳钉十字纹靴形铜钺、广西平乐、恭城等地出土的靴形钺的器型相近。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同浙江、湖南、云贵地区的越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最终在青铜钺上得到反映。
广西铜钺，是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2000多年过去，广西铜钺依然散发着历史光芒，绘制出广西先秦青铜文化的独特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