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林河的女人》：斩断命运的绳索，谱写东北心灵
《霍林河的女人》：斩断命运的绳索，谱写东北心灵
《霍林河的女人》是翟妍创作的一部展现东北女性独立精神的小说，通过主人公胡来早的成长历程，展现了东北农村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奋斗与抗争。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女性独立之书，更是一部充满蓬勃生气的超越之书。
与近几年文坛上热烈讨论的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每每谈及的作家作品不同，《霍林河的女人》有另一种味道。这不仅在于小说对当下东北农村经验的文学提炼，更在于作家凝视历史的目光。翟妍没有采取回瞥视角，也不刻意渲染挽歌情绪，而是聚焦生存发展的具体问题，呈现出东北大地的另一种可能性。
小说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它不会原模原样地复刻生活，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通过那些隐曲幽微的情绪、无法言明的伤痛、难以评判的选择、捉摸不定的命运，彰显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最终通过人物形象，诠释作家对生存的理解。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一个独立女性胡来早的形象，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人的尊严在于，勇于承担责任的同时具备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因此，这是一部女性独立之书，也是一部充满蓬勃生气的超越之书。
人们印象中的东北大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但也有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人们。在吉林的霍林河畔，就有这样一个地方，盐碱地荒凉而贫瘠，村庄穷困而落后，村人羡慕不远处的石油公司，以摆脱农人身份为荣。这正是主人公胡来早出生成长的村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角落——榆村。1998年的一场洪水，打破了胡来早的大学梦。滔天大水将村庄变为一片汪洋，胡家也失去了一切，不得不举债重建家园。小说以此开场，给主人公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起点，早早嫁人似乎成了她唯一的人生出路。然而，当母亲秀草说，“每个女人都是菩萨，一辈子都在牺牲自己，为爹妈、为兄弟姐妹、为男人、为儿女，唯独没有为自己的时候”，来早质问道，“那我要是想为自己呢？”正是这句话，奠定了她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基调。这种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来自东北儿女战天斗地的气魄，也来自人物天性里不服输的性格。由此，小说编织起第一条线索：胡来早的成长史、创业史、奋斗史。
胡来早的出走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到赉安城打工，她穷得交不起房租，到古永淳的工厂，终于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在这里，她施展出过人的才华，不仅拉来各种难谈的订单，更帮助古永淳与老外谈成了外贸合作。然而，因古永淳妻子张大梅的嫉妒和自己内心深埋的委屈，胡来早再次选择出走，回到家乡。至此，小说用扎实丰满的细节，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立初期的商海风云。与具备战略眼光、预判时代之变，从纺织业转入房地产，再转型现代农业的时代之子古永淳相比，胡来早更多地被命运的绳索牵绊，但她身上的倔强、对命运的不妥协，似乎绽放出更耀眼的人性光芒。这种性格气质也使她在面对古永淳的真挚感情时，始终采取隐忍和克制的态度。这不仅是人物的道德感使然，从更深层次说，与人物的自尊心有关。面对男人伸出的橄榄枝，她始终只拿自己应得的，这也使回到榆村共同从事盐碱地改良稻作后，胡来早屡次拒绝古永淳的善意顺理成章。
《霍林河的女人》重心是后半部分，也即胡来早辞职回乡后的经历。面对百年乡土文学传统和以往经典作家创造的丰沛写作经验，翟妍选择“接着写”，而不是“照着写”。小说摆脱了经典的“离去—归来—离去”模式，通过个人生活拐点与乡村变革拐点的相遇，让扶贫干部、技术人员、返乡青年、外来企业家与乡民共聚榆村，最终发展起水稻种植产业，给年轻人以出路。在盐碱地改良这件事上，榆村吃过不少亏，等胡来早回来要种稻，早已没人相信。她凭借自身力量，靠镇上卖鱼积累资金，种出了有机大米。接着便是解决仓储、打开销路、扩大生产，样样不容易。随着各方力量汇入，胡来早不再单打独斗，榆村也发展起水稻种植、庭院经济、草编合作社等各色产业。
翟妍
鲁迅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胡来早是醒了的人，她对“先赋地位”的拒绝谱写出一曲女性独立之歌，然而这种独立又是复杂的，她“自致地位”的最终达成不仅有赖于时代的机缘，也离不开家庭的托举，还有同性姐妹的闺蜜情谊与伯乐的倾情相助。鲁迅早看清了这一点，只不过这种出走后的立足、乃至成功比他所期望的，晚了不少辰光。相比《金锁记》中的七巧以及无数百年文学史上经典的女性形象，胡来早无疑是幸运的，她身处的境遇尽管卑微，但终究没有那外界无边黑暗的笼罩，这使她的反抗没有化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家庭关系时，《霍林河的女人》拒绝片面化，那个给胡来早留下沉重负担的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不止有创伤，更有精神上的慰藉、情感上的支撑、心灵上的依靠。这正是人物矛盾的现代境遇之一种。在个人发展与家庭义务的平衡中，小说写出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真实境况。她对父母的尽孝、对弟弟的尽责，无法回避亲情的主动驱使。其中一个细节令人难忘，当听弟弟找到工作后，胡来早毅然鼓起勇气，拒绝了大客户让她拖地的侮辱，说了一句，“你的拖把太旧了，连一个新拖把都用不起的公司，看来也没有什么合作价值。”她泪如雨下的情感宣泄，释放的是自己的委屈，更有对弟弟立足社会的欣慰。
在强调人物独立性格的同时，作者避免了对生存境遇的简单化理解。我们的主人公不是一个杜绝七情六欲的铁娘子、女汉子，她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情感世界。这里不免要提及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胡来早的三位发小、闺蜜张麦子、叶高粱、李小米的人生际遇。从庐隐的《海滨故人》到沈从文的《水云》，从张洁的《方舟》到海子的《四姐妹》，一些作家喜欢在小说中将三五个性格迥异或互补的女性形象并置，或深描她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或展示渐行渐远的命运走向，编织出情节的经纬。《霍林河的女人》也采取这种做法，小说有一个“四姐妹”模式，用不少笔墨铺展开普通农家女子张麦子、叶高粱、李小米的命运，三人像围绕在胡来早这颗行星旁的卫星，一同构成了这幅当代东北乡村女性的群像。她们领受过命运的不公，也后悔过曾经的选择，她们失去过亲人、遭遇过情殇，也产生过误会、埋下过心结，她们生逢下岗潮，也曾远走他乡南下打工，最终因各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回到故乡，在乡村振兴洪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们的故事是属于80后的，也是属于东北的，赋予这部女性独立之书厚重的情感质地。
与近几年文坛上热烈讨论的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每每谈及的作家作品不同，《霍林河的女人》有另一种味道。这不仅在于小说对当下东北农村经验的文学提炼，更在于作家凝视历史的目光。翟妍没有采取回瞥视角，也不刻意渲染挽歌情绪，而是聚焦生存发展的具体问题，呈现出东北大地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宏大主题看，《霍林河的女人》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写的是乡村振兴。抛开这些，我们更通过作品走近了一种渴望，理解了一种疯狂，并试图尊敬一种不屈，相信一种选择。小说不是论述什么命题，而是呈现一个世界，如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我将小说视为道德想象力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主体，因为它的文学形式能够最直接地解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困难性与趣味，为我们认识人类的多样性与矛盾性提供最好的指导。”你可以不相信书中人物（比如胡来早）拥有那样的心理能量，也可以怀疑她为什么那么幸运，踏上了时代的节拍。但你不能否认的是，当命运的绳索束缚一个人的时候，只有勇者敢于剪断它。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