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在"事上磨炼"中探寻学术真谛
高峰枫：在"事上磨炼"中探寻学术真谛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陷入"理"的迷思，而忽视了"事"的重要性。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在《书自有命》一书中，通过个人的学术经历，阐述了"事上磨炼"的理念，强调了在具体事件和事实中磨炼学问的重要性。
忽一日，我猛然发现，我知道的"理"太多，而知道的"事"太少。
不用提前准备，我就能像报菜名一样自动播报各式各样的"主义"、各家各派的-ism和-logy。但如果问我具体的事件、事例、事实，我就一脸茫然，想办法闪躲。上学的时候，我可以娴熟地分析《黑暗之心》的殖民主题，却叫不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殖民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刚果河流经哪些国家。
当然，在候诊队列中，还有一大批重症患者排在我前面。他们好谈"理"，各式的道理、哲理、玄理、义理，花团锦簇，花拳绣腿，孜孜不倦，滔滔不绝。一旦陷入"理障"，就会滋生夸夸其谈的胆量，在云雾中欢欢喜喜地搬弄概念的戏法。日子一长，精神会浮肿，心灵会虚胖，还会分泌出与年龄不成比例的虚矫和傲慢，以为自家思想像隧道一样深邃，幻想自己是孔子附体、柏拉图转世。
在很多场合，我都曾观摩过舌绽莲花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自嗨地上演理论杂耍。而演出结束后，往往不能回答有关事实和史实的"低级"问题。这也多少印证了我的猜想。或有少数人具备洞幽烛微的思辨功夫，但更多人貌似不屑去研究琐碎的"事"，实则先天缺乏研究"事"所需要的专注力、洞察力和统摄力。约翰生博士说过，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修改一下，我们也可以说：玄虚的"理"是思想家和空想家最方便的避难所，让他们有体面的借口去躲避更复杂、更难处理的"事"。
过去读王阳明，对两段话印象深刻。一处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第24章）另一处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下第4章）。两段话讲的虽然是存养的功夫，但借来谈学术，也是分毫不差。做学术，同样需要"事上磨炼"，就是在具体入微的"事"和"物"上磨炼学问。
"理"让人浮肿、傲慢，"事"让人强健、谦虚。认识到这一点，我开始有意识地多了解"事"。这个集子里收录了八篇文章，写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每篇的篇幅都比收在《古典的回声》和《古典的回声（二集）》中的文章长。文章的主题不同，写作的机缘不同，但"事上磨炼"这个意识，大约是这些文章背后的整体关怀。
大概在2009年前后，我决定翻译《册子本起源考》（The Birth of the Codex）一书。我自认为是个爱看书的人，但"书"这件东西，这个整天买、整天看、整天划线的物件，在西方古代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形制？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翻译，边翻译、边学习，了解了西方古代书籍制度从卷子装逐渐演变到册页装的过程。《从卷子本到册子本》一文，便是我追踪这件事的一个记录。《西奈抄本的发现和收藏》则是这项研究的延续，因为这件制作于公元四世纪的希腊文圣经全经的抄本，正是册子本这种书籍形制开始流行之后存留的珍贵写本。若研究西方古书的制作技术和缮写工艺，研究典籍流传和圣经的版本校勘，与其绞尽脑汁编出各式理论，不如看一页《西奈抄本》的高清数码照片。更何况从19世纪开始，这件文物从西奈半岛的古老修道院来到沙皇宫中，又在1932年由英国政府和人民集资从苏联政府手中购买。文物的命运，就是浓缩的近代史，把这件事叙述清楚，肯定胜过把玩各种"主义"。
其他文章，也都贯穿这样的思路。19世纪英法探险家在现今的伊拉克发掘出古代亚述文物以及大批楔形文字泥板。这一惊人的发现，改变了所有人对古代文明的认识。对于欧洲人而言，圣经记述的历史真实性或被捍卫、或遭质疑，有关希伯来与巴比伦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亚述巨像降临伦敦带来了对"帝国"概念的新思考，所有这些学术和文化上的激荡和回响，都值得认真追溯、记录、思考，远不是"东方主义""殖民主义"或其他不同型号的"主义"所能全面覆盖和阐明的。只有对这些历史上真实的"事"和"物"做一番追索，才有可能治愈空谈和玄理带来的谵妄、臆想症和软骨病。
Codex Sinaiticus Facsimile Edition
本书的题目《书自有命》，是从朋友王丁那里借来的。王丁教授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书自有命——福克司旧藏〈高松竹谱〉的原本与摹本》，刊载于《耿昇先生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1120—1129页）。“书自有命”四个字，翻译的是一句拉丁文成语：Habent sua fata libelli，字面义就是：书籍都有独属自己的命运。这句成语取自公元二世纪罗马诗人特伦提亚努斯（Terentianus Maurus）的半行诗，原诗完足的形式写作：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意思是“依照读者的能力，书籍会有各自的命运”。原诗的意思，指书籍会以不同方式被解读，大约就是爱默生所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维吉尔”的意思（见我最新发表的文章《一千个哈姆雷特和一千个维吉尔》）。但后来，后半行甩掉前半行，单独流传，又与原诗整体语境渐行渐远，经常用来指图书的聚散，所谓“各自的命运”就是书籍流散的去处。这句拉丁成语并不算生僻，我也见过其他中文译法，但译得大多肿胀、累赘。看到“书自有命”如此简净、优美的译法，我当即念诵数遍，只觉满齿生香。中文四字，与拉丁四词，严格对应：书libelli自sua有habent命fata，真是若合符节，字字有着落。特别是中文读起来，有刀削斧凿一般的铭刻感和金石感。
细想起来，“书自有命”，无论其本义（诗无达诂），还是引申义（图书的聚散），都可以笼罩此集中的文章。书籍形制的改变，《西奈抄本》的流亡，亚述雕像和泥板从伊拉克运抵伦敦和巴黎，都涉及书籍在物理形态和地理方位上的改变，而这些物理或空间变化，又带来文化上绝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西方痴迷于寻找亚特兰蒂斯的史前文明，实则又可视为对柏拉图两篇对话两千年来不断变化的诡异解读。近年所谓《耶稣之妻福音书》，本来出自物理意义上的伪造，竟然蒙蔽了理论先行的著名学者，直到被机警的非专业人士戳穿，才结束了这件赝品短暂而虚幻的辉煌。这个最新的文物作伪案，简直是一个现代寓言，符合“书自有命”各个层面的意思。而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一书的真伪，既涉及争论双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又涉及此书生产和制作过程中的种种谜团。此案最终能否定谳，大概会取决于世间是否真地存在那份最原始的速记稿，可供专家来鉴定纸张、墨和笔迹。也就是说，对《见证》一书的争议，可能最终需要求助于一份最物理的打字稿。由此看来，“书自有命”这个标题，不仅适用于古代的册子本和最早的希腊文圣经全经抄本，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苏联作曲家的回忆录和21世纪德国骗子的文物作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