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孙权为何突然铸造大钱？
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孙权为何突然铸造大钱？
在三国时期，孙权铸造面值高达五百的大钱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个谜团。本文将从蜀汉、东吴和曹魏之间的货币战争和经济博弈角度，深入分析孙权铸造大钱的深层原因。
孙权曾经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而被视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
大泉五百
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一大谜团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的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直百五铢大钱的冲击之下，一方面会推高吴国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最主要的是谷物粮食以及绢帛、麻布等纺织品。这些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被推高之后，会严重扰乱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大量的物资会被蜀国的商人，用直百五铢这种虚值的大钱套购运走，这又反过来会更加推高物价，破坏吴国的经济。
大泉当千
另一方面，吴国原有的五铢钱，则会很快地退出流通，或被藏匿起来，或者是被私铸者销毁，改铸成蜀国的直百五铢钱，从中牟利。这样既会加重吴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危机，同时会更加便利，蜀国直百五铢钱的流入，形成恶性循环，给吴国的经济以深重打击。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介绍的、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也叫“格雷欣法则”。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攻击，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在诗中，盛赞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反击。
孙权反击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效法曹魏，即放弃使用货币，回归实物经济状态，以此建立一道防火墙，彻底断绝蜀国虚值大钱的流入。另一种是正面回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也用贬值的货币，去应对蜀国的虚值大钱。
实际上，曹魏回归实物经济的应对办法，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曹魏地处北方，经过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以后，社会经济遭受了长年持续的战乱破坏，就像曹操诗里所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种社会环境下，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是当时社会的自然选择，并不是曹魏所情愿的。因为只有在货币经济状态下，政府才更容易从社会上，调配或筹集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曹魏也曾经几次试图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这种努力最终都是因为条件所限，以及蜀国贬值货币的冲击而没有成功。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所以说，孙权不可能效法曹魏，以退回实物经济的方式来应对蜀国的攻击，他只可能选择正面的回击。但是，孙权反制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却是远远地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的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大钱，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来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阻断蜀国直百五铢钱的流入，以及吴国物资的流出。
那孙权反击的效果如何？蜀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