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尊重女性？你想多了
秦朝尊重女性？你想多了
近来，有西安导游在兵马俑博物馆解说时称，兵马俑中没有女兵体现了秦人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并引用“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等说法来佐证。这种观点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点赞和热评，但其谬误荒诞，令人瞠目结舌。本文将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揭示秦朝女性的真实处境。
秦始皇是否尊重女性，先看看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就知道了。2013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十座小墓，墓道填土中发现大量未成年女性散乱人骨，人骨都不完整，“墓道散置的人骨个体是经肢解后埋入这批墓葬中的”。如考古报告图一四的小型墓GDHM3中，出土散乱女性人骨，就直接认定为“人牲遗存”（《考古》2014年7期，第56—57页）。在秦皇看来，女性不过是玩物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的宫殿规模巨大，“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女性和钟鼓、帷帐这些玩物被视为一类，因此秦始皇死了，低级玩物就被拿来肢解殉葬。不要说秦朝身份低级女性的被杀戮肢解，就是秦始皇的女儿也是很悲惨的，《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十公主矺死于杜”，即十个公主最后也被肢解，用于殉葬。
秦朝宫廷中的女性是玩物，民间的女性处境更为悲哀，因为大量女性的身份，属于卑贱的“隶妾”、乃至更低贱的“舂”。民间集体记忆中“孟姜女哭长城”虽不是史实，但却是一种情感真实，是秦朝女性悲惨处境的朴素记忆。岳麓书院藏秦简简2009记载逃走的女舂被抓回来，脸上刺字，哪怕自己回来自首，也要鞭笞一百。简1983记载，怀孕的女舂，将会被“大枸椟及杕之”，“大枸椟”是大木头刑具，“杕”是套足胫的铁钳，即用大木头加大铁钳双重刑具束缚起来（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54、第77页）。
很多种罪名，都可能导致她们沦为“舂”，据岳麓秦简J44记载，有一种“坐妒入舂”罪，即因嫉妒而导致犯罪，沦为舂（《岳麓（肆）》，第191、第225页）。
因为秦朝对女性的要求，就是绝对服从夫权，北大藏秦简《教女》中就详细规定，要求女性“善依夫家，以自为光”，必须完全听丈夫的话。“虽与夫治，勿敢疾当”，意思是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而且要“屈身受令”。此外，一定要“中毋妒心”，丈夫纳妾，不允许嫉妒。（朱凤瀚：《北大藏秦简〈教女〉初识》，《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2期）。
结合来看，秦朝女性的“妒”，甚至可能导致“坐妒入舂”，沦为城旦舂的行列。杨宽先生就说过，秦朝“用法令来对女子作严厉的压迫，是此前所未有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
秦朝社会有大量女性，遭受到残酷的奴役。里耶秦简8-145记载有“隶妾系舂八人”、欠了官府钱干活还债的女奴“隶妾居赀十一人”、还有在仓库中干活的“受仓隶妾七人”。此外还有五名小女奴“小舂”，三名在田官干活，一人做饭，还有一个生病的。8-444简中记载，“小隶妾八人，□六人付田官”，让小女奴给官田干活；8-1566记载田官汇报，有三名小女舂以及“隶妾居赀三人”，在田官干活。8-1095记载“隶妾居赀五十八人”，这五十八个女奴欠了官府的钱，强制进行劳役。云梦秦简《司空》规定，“人奴妾居赀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欙杕，将司之”，即这些被强制劳役的居赀女奴，也要像城旦一样，被戴上大木头加大铁钳双重刑具，被监工看管下劳役。
这些居赀干活的女奴，“日未备而死者，出其衣食”，即还没干完活就死掉了，就注销她们的衣食。这个规定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居赀”状态的死亡率很高，应该有不少女奴在劳役过程中就死亡了，因此对其衣食供给进行了补充规定。《司空》中规定“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把男奴、女奴和牛马并列，视为一类。所以，秦朝根本不存在“尊重女性”这种问题，而是对男女不加区分地榨取和肆虐。
云梦秦简《仓律》记载“妾未使而衣食公”，就是不到七岁的小女奴，秦朝怕她们白吃饭，就借给民间去打工挣钱吃饭，自己养活自己长大了继续给秦朝当奴隶。秦朝修长城之类的重体力活，不仅限于男子，秦的女奴隶妾也是要干“与垣”这类筑墙重活的，《仓律》中记载，“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者”这类重活，规定了女奴的口粮标准。如果有“操敃红及服者”这类纺织技术的女奴，还不允许赎身，只能一直被大秦榨取劳动。
李安敦指出，根据云梦秦律的规定，男性工隶臣可以通过军功，或者家人转移的军功来赎身。然而“根据这条军法，女性工隶似乎没有任何改变身份的可能”（[美]李安敦：《秦汉工匠》，林稚晖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第104—105页）。
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还记载了一个秦朝的五大夫，因为女奴“丙”不听话，就将她送往官府，处以“黥劓”的刑罚，即割掉她的鼻子，再在脸上刺上侮辱性质的纹身。秦朝统治下的女性，生活痛苦，因此也有选择自杀的。里耶秦简9—1322记载， 9—1497+9-2236记载女奴婢“红”自杀后，她仅有的两件衣服也被少内官没收。
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古井中出土“女子尊择不取行钱”木简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或三十三、三十四年的十月，有人揭发一个叫“尊”的女子，拒绝使用秦朝强制推行的一些劣质货币“行钱”。十天之后的己未这天，益阳县的长官起，县丞章、史完这三个秦官，一起根据秦律作出判决：“刑杀尊市，即弃死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间”（邱建明：《益阳兔子山秦代“女子尊择不取行钱”木简研究》，段晓明主编：《湖南博物院院刊》第十八辑，岳麓书社，2003年，第247—252页）。即将“尊”这位女性在市场当众杀死，将她的尸体在市场暴尸十天，以震慑民众。十天后，派囚徒将她的残尸丢弃在乱葬岗。秦始皇时代，这种严酷残杀女性，侮辱女性尸体的行为，就在光天化日和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
为了逃出秦的统治，秦国女性往往铤而走险。岳麓秦简《多小未能与谋案》中记载，一位叫“儿”的秦国女性，带着自己的孩子“邦亡荆”，冒险逃往楚国。但在十年后，秦兵攻占楚地，逮捕了她的儿子。这位叫“儿”的秦女是幸运的，在秦攻占楚地之前就死去了，否则她将会被按照秦律处以酷刑。但她的孩子，后来被秦兵逮捕，面临着被“黥为城旦”的惩罚（《岳麓书院藏秦简（参）》，第141—142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也记载着一个秦末女奴婢逃亡的案件，一名叫“媚”的女婢，在楚人覆灭秦的机会中逃出，“楚时去亡”。
了解到这些背景，那么你还会认为兵马俑里面没有女性，是因为秦朝“尊重女性”的结果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女性的体力本来就不适合野战，秦朝是觉得她们不是合格的炮灰而已。那么秦朝女性，是否能作为一种战争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领秦兵在岭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显然，秦朝、秦军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奖赏给士兵的资源，一个大手笔就能从民间榨取出一万五千名未出嫁的女性，被迫告别父母和家人，被送往遥远陌生的地方，再分配给陌生的士兵。在强大国家权力之手来包办婚姻面前，不知道这和“婚姻自由”到底有何关系？
此外，《商君书·去强》中明确要求，要登记秦国的“壮男壮女之数”，要掌握“壮女”的名籍，显然也是作为后备炮灰资源的考虑。《商君书·兵守》中，就规定了秦国女性用作守城战争，“壮女为一军”，她们负责“作土以为险阻”、“发梁撤屋”，即守城时筑造墙壁，拆毁城内建筑，提供防守的土石。显然，这些“壮女”都是战争资源和劳力，和“秦朝尊重女性”没半毛线关系。
成文于秦墨的《墨子·备城门》也记载，秦国、秦朝是要用女性参与守城军事任务的，防守五十步要布置“丁女二十人”，其武器是“人一矛”。造防御共事，也是“男女相半”。在秦皇的眼中，男女都是炮灰和劳动力资源而已，没啥区别，只是男的更适合野战而已。
至于“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更是和“尊重女性”没半毛线关系。秦会稽刻石上面这些话，是秦朝强调男权社会，必须以夫权为核心的内容，指的是赘婿，即男子到女方家庭去当赘婿，这种人就该杀。云梦秦简中就纳入了一条魏律，将“赘婿后父”拿去当战争中的炮灰，所谓“将军以堙豪(壕)”，把他们拿去填壕沟就行了。与“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相对的，是另一句话“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即如果妻子敢改嫁，那么她在前夫家的儿女，就不允许将她再当作母亲，维系的价值观也和前一句一样，都是以夫权为中心，和“尊重女性”、“婚姻自由”没任何关系。对此，杨宽先生早已指出，秦始皇的这些刻石，表明“随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女子的迫害也更加厉害”（《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
恰恰是汉代以来的儒者，在推动改革，改变那些秦朝残酷对待女性的遗产。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有几个判例保留至今，其中一条涉及到女性问题。一位女性某甲的丈夫遇到海难，船只沉没找不到遗体，不能得到埋葬。几个月之后，某甲的母亲安排她改嫁。当地官员根据当时汉承秦制的法律，“夫死未葬，法不许嫁。私为人妻，当弃市”，提出要将某甲处死刑。董仲舒显然反对秦律那种机械不考虑人情的判决机制，他指出妇女有“更嫁之道”，是可以改嫁的，并且是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是“私为人妻”，因此是无罪的（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第164—165页）。如果按照一般汉承秦制的秦律规定，那位可怜而无辜的某甲就会被处死，尸体像不用行钱的那位秦朝女性“尊”一样，被陈列在市场示众。但经过儒者董仲舒的努力，拯救了这位女性的生命，也推动法律的改善。
希望现在一些导游解说词、自媒体能够自律一些，尊重基本历史，不要再以讹传讹，误导大众了。秦朝“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背后，其实是具有集体记忆之历史真实的。
本文原文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