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
边沁：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更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边沁出生在一个地道的托利党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律师。他的母亲是安多弗地方一个商人的女儿，结婚前的名字叫艾丽西亚·格罗夫。边沁幼年时身体短小羸弱，秉性沉静勤勉。他3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学拉丁文，只要能到手的书就贪婪地阅读。这些书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7岁时看的一本费奈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他后来曾说：“我在想像中把自己比作书中的主人公。在我看来，他是品德完美的典型人物。”“这本小说可以说是我整个性格的基石，也是我一生事业的出发点。我认为功利原理在我心里的第一次萌芽，可以溯源于这部书。”
他缺乏强壮的体魄与充沛的精力，缺乏这些使一个人童年快乐的东西。他曾不断为一些小病和精神过敏所折磨，但却并非不幸福，因为他的双亲似乎都一贯对他慈祥而钟爱。他父亲并不酷爱文学，对自己孩子的性格也没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却温习了希腊文，以便亲自作儿子的老师。非常喜欢《格利佛游记》，甚至要保证书中的故事都是真的；保证这不是传奇，也不是浮夸的故事，而是完全的实录。格利佛为了挽救小人国国都而被判死刑时的情节是十分动人的。像边沁这样一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生活中，一方面充满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想像力而无法欣赏艺术或理解历史，上面所说的那种童年的印象，对他说来是很自然的。
边沁7岁时被送入威斯敏斯特学校，一直念了5年。他在学校里的生活是很平淡的。他没有挨过一次鞭子；只是一次为了朋友们的原故，几乎和一个同学打起来。像他那样一个病态的孩子，只要稍稍有一点烦恼，或是稍稍犯一点错误，心里就会感到十分难受。他不喜欢孩子们的游戏。他的身体太弱，打不了板球，但却参加了一个板球俱乐部。后来的希腊史学家米特福德也是这个俱乐部受人推崇的会员。小边沁感到老师中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爱好或试图发展他的才能。他长大以后回忆起当年的学校生活，认为那差不多等于是浪费时间。可是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写得很好，同学常常请他捉刀。他10岁时就用希腊文给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副院长边沁博士写了一封信；12岁时就被认为可以进大学了。1760年6月28日，他在牛津女王学院正式入学。
如果说边沁在中学里是不快乐的，那么他在大学里也差不多同样是不快乐的。他刚一正式进入大学，烦恼就开始了；因为他必须为三十九条信纲签名，而他认为除非自己确信纲要所说的全是真理，否则就无法诚实地签名。入学的烦恼原是可以对付得过去的，但边沁所得的生活费用很有限，不得不借债度日。更糟糕的是，他的个子仍然很小，穿着大人的短裤和镶边的衣服时，样子很古怪。在大学里的前辈与晚辈中也没有很多他能够喜欢或尊敬的人。边沁在牛津时既藐视那些课程，又不喜欢他周围的那些人，所以生活是苦恼而无所获益的。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名人恐怕没有谁比他更不喜欢牛津了。边沁这一个时期的生活使他性格中的怪癖再难改变，同时使他从学校中所得到的教训也更为牢固，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漠视或鄙视，对可能的改革的充满自信的希望。
1766年，他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那时他18岁，简直没有超过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读了休谟的《论文集》以后，他找到了他所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功利主义原理。休谟提出，道德行为的特征就是产生幸福的倾向；但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是从别人的幸福中自己感到快乐的，所以，他们应当不仅以自己的快乐、而且以别人的快乐作为他们的行为的目的。边沁把这种理论发展成功利主义的道德体系。
边沁最初发表的作品所谈论的事情没有多大重要性。23岁时，他写了两封信给《伦敦官报》，替曼斯菲尔德勋爵辩护，因为曼斯菲尔德那时受到了愚蠢的无聊文人的攻击。过了几年，到177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说他正在写一篇论文，题为《法理学批判原理》。过了很久以后，此论文便以《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的书名问世了。这一年他还匿名发表了《政府片论》。
1785至1787年边沁在欧洲大陆上作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最小的弟弟塞缪尔——杰出的海军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那里已经工作了几年。这一情形促使边沁取道法国、意大利、地中海东岸和君士坦丁堡到俄国去观光。他在俄国住了将近两年，这一段时间他主要是在克里科夫城附近他弟弟的工厂里度过的。
他回到英国之后不久，就和迪蒙认识了，此人在宣扬他的声誉与扩大他的影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迪蒙是一位日内瓦公民，由于政治纷争而被迫成为流亡者。他是由罗米利的介绍而与边沁认识的。迪蒙不是一位深刻或富于创见性的思想家，但他却是感受新思想敏锐得惊人的奇才。他还有一种条理分明而又生动感人的表达手法，这是深受法国文学与语言熏陶的人所具有的特色。迪蒙自己无法赢得声誉，但他为之效力的两位伟人——边沁和米拉波的名望，他却分有其荣而无愧。
1789年，边沁终于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他构思此书达15年之久。边沁在国内得到的鼓励不如在国外多。他开始感到年岁日增，希望迁移到气候更加温和的地方去。他请求西班牙政府准许他到墨西哥去住。他在英国也并非真的不快乐。他保持了足以进行工作的精力。他虽然很少参加社交，但与故人友情不渝，新交也不乏其人。
1808年，边沁又结识了詹姆斯·密尔。除迪蒙以外，这就是他最得力的门生了。密尔和边沁很快就成了密友，尽管他们的友谊并非没有波折。密尔是一个贫穷傲岸的苏格兰人，自命才高而不甘受人荫庇。边沁虽然笃于情谊而又乐于助人，但却非常敏感而不易和合。他对于密尔那种自负的神情退避三舍，他认为如果密尔是民主主义者，那并不是因为密尔有所爱于多数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所恨于少数的人。这两位友人感到交往不宜过勤，有一两次密尔似乎打算完全断交，但事情却从没有发展到真正争吵的地步。
1823年，边沁出资兴办《威斯敏斯特评论》，编缉人员几乎都是他的门生。鲍林是政治部门的编辑，萨瑟恩是文学部门的编辑。詹姆斯·密尔以及后来他的儿子约翰·密尔经常为此刊物撰稿。除了迪蒙改写过的边沁的研究论著以外，《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论文就成了向大众传布边沁学说的主要工具。边沁本人很少为《评论》撰稿。那时他已经75岁，虽然精神矍铄，但全神贯注于频繁的书信往返（包括与世界各地许多最杰出的开明人士的书信往返）以及自己久经思考的立法著作的改写与出版。他那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晚年他有许多助手帮助他准备出版著作，其中有年轻的约翰·密尔帮他编辑了庞然巨册——《司法证据原理》。
边沁一生中大概从来没有像晚年这样快乐而又有影响。1825年访问巴黎时，他得到了最殷勤的接待。一次当他走进一个法庭时，所有的律师都起立致敬，庭长让他坐到自己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