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凭什么征服世界？从《寄生虫》到电影振兴法的逆袭之路

韩国电影凭什么征服世界？从《寄生虫》到电影振兴法的逆袭之路

以非英语片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殊荣，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Parasite）成功为拥有92年历史的奥斯卡写下新的里程碑。这部电影不仅跨越了文化壁垒，更一举夺得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与国际影片四项大奖，让全球观众见证了这个电影界金字招牌的改变。

当然，《寄生虫》的成功离不开其高质量的内容。这部电影通过社会底层与顶层的强烈对比，借助喜剧与黑色惊悚元素触动观众内心，展现了奉俊昊多年与好莱坞团队合作的经验，以及回归韩国影坛后在商业与艺术片之间完美转换的能力。

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别告诉她》（Farewell）提前出局，而《寄生虫》则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带领韩国和亚洲电影首次登上影坛巅峰。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超过1.65亿美元的票房，其中美国票房更是突破4000万美元。然而，这样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就开始积极改善电影生态，致力于让全世界都看到韩国电影。

回溯上一部引发好莱坞影评关注的韩国电影，是2016年由朴赞郁执导的《下女的诱惑》。这部电影不仅入选各大影评名单，更一举夺得英国电影学院最佳外语片（BAFTA）。然而，由于错误的公关操作，韩国官方选择了《密探》角逐奥斯卡，错失了成为首部入围奥斯卡的韩国电影的机会。

如今，韩国电影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为了达到这样的成就，韩国不仅展示了其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产业基础。韩国媒体人兼作家洪又妮（Euny Hong）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90年代的首尔，很多人对观看韩国电影并不感兴趣。当时的韩国电影类型单一，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艺术电影也显得过于晦涩难懂。观众更倾向于观看好莱坞大片、法国电影或戛纳电影节获奖作品。首尔的电影院数量有限，购票常常需要排队，而政府对外片进口的限制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

1987年韩国成为民主国家后，政府放宽了对外片的限制。然而，这一政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西方流行文化开始大量涌入韩国。1994年的一篇报道指出，非韩国电影的票房收入比例从1987年的53%飙升至87%，韩国电影遭受重创，产量锐减一半。

面对这一困境，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策略：不是简单地禁止外片进口，而是通过提升本国电影产业的实力来与好莱坞竞争。1994年，韩国科学与技术总统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侏罗纪公园》的票房收益与销售150万辆现代汽车相当，那么韩国也应该制作高质量的电影。随后，政府迅速行动，废除审查制度，提供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投资电影。

1995年，当时的总统金泳三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振兴法”。根据新法令，每家电影院每年播放韩国电影的天数至少应为146天，否则将面临处罚甚至吊销营业执照。这一强制性配额制度为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果没有这些严厉的措施，2004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电影《原罪犯》可能就不会出现。无论是朴赞郁还是其他当代韩国导演，都对韩国电影教父金东镐充满感激。金东镐曾任韩国文化部部长，现在是首尔檀国大学的电影教授。他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展示了韩国政府如何从零开始建立文化产业。

金东镐来自韩国上流社会，拥有首尔大学的教育背景。然而，他选择投身电影产业，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1972年，他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文化推广计划，成立了韩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并将10%的电影票房收入用于艺术推广基金。他还建立了韩国的第一座片厂。

1972年时，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23美元，比瓜地马拉和津巴布韦还要贫困。在这种条件下，推动电影工业的变革似乎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金东镐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1998年成为韩国电影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有四部韩国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邀请，而此前50年里只有四部韩国电影获得邀请，且都是非竞赛项目。

这一变化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创办密切相关。1996年，金东镐创立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的负责人在电影节上看到了韩国电影的潜力，决定邀请韩国电影参加戛纳电影节。自1998年以来，戛纳电影节每年都会放映4到10部韩国电影。

1998年也是韩国电影丰收的一年，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从24%提升到50%，这得益于一系列成功的本土电影，如1997年的间谍惊悚片《鱼》和2000年的《共同警戒区JSA》。

韩国电影的成功得益于“约束”与“自由”的矛盾环境。政府通过规定每进口一部外片就必须制作一部韩国电影的政策，推动了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同时，政府逐步取消审查制度，采用类似于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为电影人提供了更多的创作自由。

金东镐指出，韩国电影产业的繁荣还有赖于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韩国成立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通过补助金申请制度发放资金。与好莱坞的片厂体制不同，韩国政府特别注重开发低预算和另类电影，并建立了专门的艺术电影院。

2005年成立的文化基金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该基金由韩国创业投资公司经营，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和私人投资，专门用于促进韩国流行文化的发展。

2009年，韩国媒体巨头CJ集团推出了世界上首个4D电影院，将3D电影与气味和触觉效果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观影体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配额制度逐渐放宽。1967年要求每家电影院一年播放至少146天的韩国电影，相当于一年总天数的五分之二。到了2006年，根据前总统卢武铉的规定，播放天数降低至73天。韩国政府每年向电影振兴委员会提供高达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一半来自政府财政，另一半来自电影票房收入的强制性捐款。

金东镐认为，如今的配额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韩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50%至60%，即使取消配额制度，也不会对韩国电影产业造成伤害。然而，在1990年代末韩国电影产业成熟之前，配额制度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对于韩国电影总是与暴力题材联系在一起的印象，金东镐指出，票房最高的韩国电影并不都是暴力电影。他列举了几个例子：2013年的喜剧片《七号房的礼物》、2012年的历史古装喜剧《双面君王》以及2012年的《神偷大劫案》。

建立韩国电影工业的无名英雄金东镐，虽然大多在幕后默默支持电影产业，但在2012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导演金基德凭借《圣殇》（Pietà）获得金狮奖后，正式发表谢词时说：“这个奖项超过一半的荣耀，应该归金东镐先生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