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弃核之后，为何又考虑重启核能发电？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德国弃核之后，为何又考虑重启核能发电？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宏大进程中，德国的能源决策备受瞩目。曾经毅然踏上弃核之路的德国，如今在能源危机与环境目标的双重夹击下，不得不重新审视核能发电的可行性。2024 年 11 月，德国能源官员表示国家或将重新启动核能发电，这一转变引发广泛关注。

弃核之路充满曲折

德国的核能发展历程可谓充满了曲折与争议。自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首座商业核电站投用以来，反原子能运动便如影随形。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让德国民众对核安全的担忧达到了新高度，也推动了德国绿党的崛起，其 “环保、和平、反核” 的政治原则深入人心。

2002 年，德国修订《原子能法》，决定逐步淘汰核能商业发电，理由是 “安全问题” 和 “高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储存问题”。然而，2010 年，德国又一次修订该法，将核能视为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技术，延长了核电站的使用寿命。

但 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如同一场强烈的地震，再次加剧了德国民众对核事故严重后果的恐惧。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迅速宣布，德国将在 2022 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德国也因此成为世界首个彻底放弃核电的发达工业国。

弃核之后，德国大力推动能源转型，积极投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然而，默克尔的经济顾问拉尔斯 - 亨德里克・罗勒曾指出，弃核政策让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可当时似乎别无选择。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德国的能源困境进一步加剧。

德国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也停止通过 “北溪” 天然气管道向德国供应天然气，这导致德国能源价格飙升。为缓解能源危机，原定 2022 年年底关闭的最后三座核电站被允许继续运行至 2023 年 4 月才最终退出电网。

弃核影响减排和能源价格

放弃核电给德国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弥补能源缺口，德国不得不扩大燃煤电厂的使用。煤炭重新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发电能源，2022 年德国发电并网的电力中，有三分之一来自燃煤电厂。这一转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煤炭发电量同比增长了 8.4%，导致约 2.7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0% 左右。这也成为德国未能实现 2022 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具戏剧性的是，德国还不得不依赖从国外进口电力，其中大部分来自法国的核电站。德国联邦网络局的报告显示，德国 “有望成为电力净进口国”。除法国外，罗马尼亚、波兰、荷兰和芬兰等其他 10 个欧盟国家也成为德国的电力出口商，他们正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积极发展核电的联盟。在距离德国边境不到 100 公里的范围内，德国的邻国有 7 座核电站正在运营。

德国工商总会围绕淘汰核能发出警告，指出供应瓶颈和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DIHK 主席彼得・阿德里安表示，尽管天然气价格下跌，但德国大多数公司的能源成本仍然很高，在供应安全方面，德国 “还没有走出困境”。

重启核能成竞选议题

2024 年 11 月初，德国执政联盟因财政预算等方面的分歧而破裂。随着德国内部政治分歧的升级，各党派将核政策作为竞选的重要筹码之一。

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推出新的能源政策，呼吁重新评估德国现有核能基础设施，以确定是否可能 “以合理的技术和财务成本” 重启核电站。而执政党之一的绿党发言人则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在美化过时的工业方案，强调发展可再生能源才是能源安全的关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指出，能源供应问题关乎德国工业化进程，对德国执政党意义重大。德国总理朔尔茨将于下个月在联邦议院发起信任投票，若未能通过，原定明年 9 月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可能提前至明年 2 月。民调显示，如果提前选举，大约 34% 的选民将投票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

分析人士认为，选举结果可能对德国核政策产生影响。如果联盟党在选举后顺利组阁、上台，有可能推动关于核政策的讨论，甚至推动政策变革，即使不能马上重启核电站，也有可能在研发层面出台一些激励措施。

重启之路阻碍重重

在当前的背景下，重启核能发电的提议被提上日程，这一转变可能深刻影响德国的能源政策和未来能源格局。

自 2011 年福岛核灾之后，德国坚定地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计划在 2022 年前关闭全部核电站。然而，随着能源需求的上升和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德国面临的能源危机愈发严重，核能重新被部分人士视为解决当前供需失衡的有效途径。

核能发电具有高效、稳定且碳排放低的优势。在德国，风能和太阳能在冬季或阴雨天气时无法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而核能则可以提供持续可靠的电力。在全球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背景下，这一优势尤为突出。

但是，重启核能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公众对核事故的担忧依然存在，对核能的接受度不一。德国政府需要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对核能技术的透明度，做好公众宣传工作。其次，重启核能在实际操作上也面临困难。现有的核电设施是否能在短期内重新投入使用？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更新能否有效解决短期内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认为德国重启核能发电是 “合乎逻辑且理性的”，但目前重启之路阻碍重重。李超认为，德国重启核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民意难以统一，德国民众 “恐核” 心理由来已久，反核政党绿党的立场坚定，长期的政党影响和舆论引导使得 “反核” 声音依然强烈。

从经济层面看，重启核能代价高昂，对财政困难的德国政府来说负担巨大，能源供应商也出于盈利考量拒绝了重启方案。从政治层面看，重启核能存在争议，德国政府可能面临 “政策反复”“出尔反尔” 的舆论压力，且选举后联邦政府的组阁情况难以预料，联盟党能否说服执政伙伴支持改变核政策也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德国即使最终决定重启核能，还面临行政许可、安全核查等一系列程序，行政效率低下和财政紧张使得决策难以快速落地实施。

德国的核能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在能源危机与环境目标的双重压力下，德国能否找到一条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之路，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原文来自前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