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嘉之乱到贞观之治——简析中原王朝民族政策之演变
从永嘉之乱到贞观之治——简析中原王朝民族政策之演变
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点问题，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自夏代开始，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各部落方国关系便十分复杂。中原地区各元首族长、天子国君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外关系政策。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从永嘉之乱到贞观之治期间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大汉盛世苗头初现
自西汉武帝年间，汉武帝驱甲三十万宣威朔漠，封狼居胥，一举打败了强大的匈奴部落。在“甘肃河西走廊，武帝以前也为匈奴所有，乃是浑邪王休屠王的游牧地。武帝时，征破之，降浑邪王之众，置四郡。”武帝在征战匈奴的过程中运用了夺其地而迁其民的政策。但此举却招致了匈奴人的不满与仇恨如“匈奴右贤王怨汉之夺之地而建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吏民甚众。”这明显的表现出汉朝的民族政策只是单纯的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他族而在德行教化上并没有使匈奴在内迁之后“渐入汉俗，真心归附”，只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的服国关系。究其内部原因乃是汉朝一直视匈奴为蛮夷，秉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其表现是汉朝迁浑邪王后却并不信任。“浑邪王来降。贾人与市，坐当死者百余人。黯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竟绳以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而这种内在的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随着汉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自豪感不断加强，这种矛盾就如同火山一样积蓄力量并伺机爆发。
西晋乱世矛盾爆发
魏晋以来，门阀之风渐兴，建安风骨使得中原士子的优越感不断升级，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地区备受歧视。“西晋王朝征发大量少数民族参加战争和掠其为奴或沦为佃户。无休止的战役成为了加深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汉朝内迁匈奴加以监视相比晋朝奴役迫害少数民族可以说是更为激进与残酷。
笔者认为晋朝实行如此严苛的民族政策的原因有二。其一，晋朝是自汉以来第一个统一王朝，在结束了三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后，晋朝的国力大增。据《晋书·食货志》载“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谷贱帛贵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依据。同时在晋武帝时兴起的奢侈之风也可以显示出中原地区的富庶。并且在此期间匈奴的实力大减，甚至发生了分裂。分裂后的匈奴，北匈奴称臣、南匈奴投降晋朝。晋朝作为宗主国大肆掠夺匈奴的资源与人口以弥补本国因战争而损失的人民，但在掠夺子民之后却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与土地，这也明显造成了实际上的种族歧视。这是晋朝民族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朝周边少数民族环伺最终酿成大乱
其二，自魏晋以来文人风骨愈盛，中原国家的民族自豪感无比膨胀，文人与贵族都以出身高门而自矜自傲，以至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谚语，由此可见在中原地区出身寒门的的中原人尚且政治地位低下，更何况内迁的少数民族。以至于永嘉二年，内迁的匈奴人攻破洛阳，掳走晋怀帝，并在洛阳城中大肆烧掠共杀死军民官吏三万余人使洛阳城化为一片废墟，这也是西晋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开放盛唐矛盾趋缓
唐代在建国伊始便确立了与少数民族的政策。（一）册封，武德元年册封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归义郡王，武德七年册封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国王为辽东郡王，带方郡王、乐浪郡王。
唐代对于少数民族的分封爵位相对较高
（二）和亲，“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 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糜,无取臣属。肤 抵 应 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静乱息民，布告天下,明知肤意”将和亲订立为国家基本政策。
文成公主入藏也为两国百姓带来和平
因而在唐朝初年在民族政策和对外关系上便已经出现了怀柔的趋势。贞观四年初唐朝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奠定了在北方一线的统治威慑力。并且自唐代开始在原有的少数民族驻地正式开始建立羁縻府州，开启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帷幕。至天宝年间唐朝边境地区的羁縻府州已达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在保证原有少数民族习俗的基础上以原有的部落酋长充当地方官吏。所置的羁縻府州分别归属河北，剑南，江南诸道统一管理，同时也是为了巩固羁縻府州。
唐代的民族政策一向为前人时贤所称道，但细究其原因却是因为自北魏以来的民族融合使得民族之间在血统和文化上的隔阂得以消弭。在血统上，经过北魏孝文帝与鲜卑贵族大量与汉族地主通婚，使得在北魏之后隋文帝娶鲜卑贵族独孤信之女独孤氏，唐高祖之母亦为独孤信之女，在此之后唐高祖与唐太宗都以鲜卑贵族为皇后，由此可看出在隋唐时期民族血统已经有了大面积的融合因此才为贞观之治中实行的民族政策奠定基础。再看对于文化认同方面，当时的汉族文化已经渗入到每一个少数民族之中，自从北魏推行读汉书、知汉礼、服汉服、说汉话，甚至将鲜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全部抛弃以来，北周虽然有短暂的复鲜卑化运动，但在隋代建立之初又恢复了汉文化在朝廷中占据主流的地位。甚至于在南北朝后期高门大族已不仅仅是中原汉族的专利，在北朝出现了多个“代北虏姓”贵族，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族。这不仅代表了少数民族出身的贵族拥有了跻身上层社会参政议政的可能，并由此看出中原地区的民族政策已经由强势变为了怀柔，这也证实了在当时民族关系的调和。
和为贵
笔者认为民族关系的重要之处即在于各民族对于对方的认同程度，也就是有了相互平等尊重的前提才可以真正得到民族的团结与共荣。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因此思想在一定程度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双方歧视相互对立的心理认知必然带来不断的摩擦与分歧。笔者更因此而认为两个民族之所以会有划分便是由于文化方面有了不同的认知角度，在政治角度多个少数民族学习过汉民族的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曾有多个少数民族学习过汉民族的生产方式。但民族仍有划分，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文化上有了相同角度的认知并抛弃了本民族的文化认知才可以真正致使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鲜卑族便是一例，一国之内同一民族之中语言尚有地域之分，饮食风俗也有诸多差异。但之所以仍承认自己为汉民族便是因为对于汉族的血统与汉文化存在共识。因此血统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民族关系与民族心理之中发挥作用。五胡入华之后，原有的中原门阀氏族被打破，在原有的山东氏族的基础上，以边境五镇为代表的军功贵族也进入了贵族阶层。但与之不同的是崛起的军功贵族大多是由汉族与少数民族混血的后代。北周王室宇文家族，北魏王室元氏家族都确立了在北方的统治地位，成为了皇室贵族。这都明确地表明了在五胡入华之后血统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分化，这也为唐代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心理的变化发展起到了先决作用。
民族团结最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晋至唐的民族政策之演变其“变”之处便是对于少数民族共同心理认知及共同民族地位的承认。通过血缘这一重要的传输媒介，使得有唐一代能够从身份认知的角度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从文化上正确的包容少数民族文化，将华夷之辨终结，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