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分析：关税最令人担忧的影响不是经济

英媒分析：关税最令人担忧的影响不是经济

关税政策不仅影响经济，还可能引发政治对立和贸易集团分裂。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境，还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和盟友之间的对立。如今，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这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

Illustration: Álvaro Bernis

加拿大的商业媒体依然乐观。多伦多的一家报纸写道，美国总统的挑衅性言论不过是竞选时的花言巧语；他最终会决定不征收那些可能“在加拿大激起民愤”的关税。事实证明，这种信心完全错了。1930年，赫伯特·胡佛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以其国会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40%提高到了1932年的60%，全球贸易体系也随之瓦解。

如今，世界可能要重蹈覆辙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保护农民，但由于国会议员之间的“互投赞成票”行为，该法案不断扩大，因为议员们都在为自己所在地区的产业谋求利益。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一整套关税措施是明智之举。本报在该法案通过时称其“既可悲又可笑”。如今的关税措施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形容。3月4日午夜刚过，唐纳德·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了25%的关税（后来给汽车制造商们提供了缓期），尽管美国人对与本国盟友打贸易战没什么兴趣，更不用说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了。

从之前的那段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曾被归咎为大萧条的起因，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经济史学家们认为，非预期的货币紧缩才是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美联储没有对银行倒闭事件做出反应，导致货币供应量收缩。这加剧了保护主义的影响：通缩提高了实际关税税率，因为当时的关税往往是按进口商品重量的固定金额征收，而不是按价值的百分比征收。

如果说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被夸大了，那么它们的总体影响却并非如此。最严重的危害来自于民主国家分裂成相互对立的贸易集团。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成功地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关税休战”协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激怒了美国的盟友，他们不仅因经济上受到惩罚而愤怒，更因被盟友伤害而感到被背叛。1931年，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着手制定“帝国特惠制”，在大英帝国周围筑起了一道关税壁垒。1932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南非签署了《渥太华协定》，使这一制度得以实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帝国采取的类似政策也造成了破坏。例如，日本的出口产品被挤出了印度和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市场，这削弱了东京的自由派势力。

这一次，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会团结在一起：它们正在探索如何深化贸易关系。然而，分裂的危险并非历史给我们的唯一警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无疑助长了一种“出口”：反美情绪。依赖向美国出口食糖的古巴陷入了经济衰退。其经济崩溃引发了1933年的一场反美革命，一个短命的政府上台，但随后被美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从那以后，两国关系一直冷淡。加拿大自由党在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提高鸡蛋和小麦等大宗商品的关税后，迅速举行了大选。结果，更加反美且支持关税政策的保守党赢得了大选。如今，被认为比特朗普更反特朗普的自由党成了受益者。在可能几周后就要举行的大选中，他们的支持率在民意调查中大幅上升。

20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与美国签订了条约，这使它们无法以征收关税的方式进行报复。于是，它们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比如对汽车（当时美国制造业的尖端产品）实行进口配额，以及发动自下而上的抵制行动。意大利皇家汽车俱乐部呼吁消费者不要购买美国汽车，称开着一辆美国汽车被人看到是不爱国的行为。可以把这看作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抵制行动，类似于如今人们对特斯拉（由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经营的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抵制。利维商学院的克里斯·米切纳、巴黎政治学院的凯文·奥罗克和维也纳大学的柯尔斯滕·万德施耐德发现，即使在那些没有正式进行报复的国家，从美国的进口也比经济形势所预示的下降了15%至20%。

关税政策还与货币政策产生了剧烈的相互作用。金本位制（一种货币与黄金价格挂钩的汇率制度）是罪魁祸首（就像美联储在应对银行倒闭事件时所犯的错误一样）。1931年，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英镑贬值使其出口产品以及同样使用英镑的殖民地的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在国外市场上找到了更多的买家。这导致其他国家对英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或者实行外汇管制，以防止黄金从本国国库流出。无法获得购买进口商品所需的货币，这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比关税更大。起初，美国和法国背离了汇率体系，囤积黄金，最终完全退出了该体系。

研究金融危机的学者们应该感到担忧。如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黄金的角色。全球约一半的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撑着美元的地位。事实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及其同事发现，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更有可能持有美元储备，因此美联储也更愿意充当全球经济的最后贷款人。在2008年和2020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帮助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在这个更加注重交易的新时代，这样的保障措施是否还会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