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为啥不穿龙袍？也不称皇上？背后有何玄机？

宋朝皇帝为啥不穿龙袍？也不称皇上？背后有何玄机？

在中国古代，帝王服饰从秦朝黑衣到唐代黄袍，再到宋代红袍，每一次色彩选择的背后，都暗藏着一套以“五德终始说”为核心的政治密码。而宋代帝王舍弃“皇上”之称，以“官家”自称，难道皇帝还怕点什么吗？

自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后，历代王朝均以金、木、水、火、土五德轮转构建天命更替的叙事。

这种学说将自然哲学转化为政治符号：每个王朝对应一德，其崇尚颜色、礼制均需与之匹配，形成“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

秦始皇以周为火德，依“水克火”之说自居水德。水德尚黑，故秦朝龙袍、旌旗皆用玄色。

玄色即为黑色，这种冷峻的黑色不仅对应关中“渭水”的地理意象，更暗合法家“严刑峻法”的统治逻辑，如《史记》载：“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到了唐朝，我们可以看到影视剧中唐朝帝王都穿黄色龙袍，因为李唐王朝以“土德”自居，取“土生万物”之意，对应中央之土尚黄。

唐高宗时明确“天子常服唯用黄”，将黄色升格为帝王专属。这种金色浪潮与唐朝开放包容的气度相呼应，如大明宫含元殿的金碧辉煌，折射出“天可汗”体系的天下秩序。

再到赵宋立国后，为解释“陈桥兵变”的合法性，建构起“后周木德→大宋火德”的相生逻辑（木生火）。火德尚赤，赤即为红色。

《宋史·舆服志》载：“天子之服，红裳赤舄”。朱红龙袍既是对五德体系的遵循，也暗含对南方“火运”的依托——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汴京、临安的繁华市井中，红色逐渐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共享的吉祥符号。

与龙袍色彩相比，宋代帝王改称“官家”更具颠覆性。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晋书》，至宋代成为帝王专属。《铁围山丛谈》记载：“禁中称官家，盖沿袭五季旧俗”，但其背后实有深意。

“皇上”“陛下”等称谓强调君权神授，而“官家”直指皇帝作为官僚体系首脑的身份。这种转变与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约，科举取士的扩大，使得皇帝必须将自己嵌入文官网络。正如司马光所言：“官家者，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称谓本身即是对“公天下”理念的微妙表达。

当然，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登上的皇位，深知武将权力过大的危害。为了稳固统治，他大力推行文官政治，抑制武将势力，抬高文人地位。皇帝以“官家”自称，降低了自身的独尊性，为士大夫参与政治营造了相对平等的氛围。

这种君臣共治的局面，在“官家”这一称谓的包容下得以发展。而红色龙袍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朝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和谐共处和共同治理天下的理念。

而且宋代中枢机构也是二府三司制分割相权的设置，台谏系统制约皇权，皇帝更多以“首席官僚”身份进行裁决。称“官家”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种“制度化皇权”特征。

南宋《鹤林玉露》记载，孝宗批阅奏章至深夜，宫人劝其休息，答曰：“官家且理会公事”，生动展现了帝王作为“国家事务总管”的自我定位。

在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官家”之称消解了君权的绝对性，暗合“君臣共治”的理想。程颐提出“天下治乱系宰相”，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宣言，都显示出士大夫群体对皇权的重新定义。帝王以“官家”自称，实为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妥协与回应。

随着市井文化的繁荣，帝王形象逐渐从云端走入人间。南宋话本《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赵匡胤以“赵大官人”形象出现；

《武林旧事》记载元宵节帝王与民同乐，这些细节都显示出宫廷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动。称谓与服饰的“去神圣化”，实为时代精神变迁的缩影。

当朱红龙袍取代黄袍加身，当“官家”之称消解了“皇上”的神性，中国政治文化正悄然从“天命叙事”转向“制度叙事”。

这种转变虽未突破皇权框架，却为后世留下了“文治”“共治”的思想遗产。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龙袍上的那一抹中国红，至今仍在诉说着文明演进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