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剥削”还是“开放”？唐代官妓为何成为文人雅士的“新风尚”
是“剥削”还是“开放”？唐代官妓为何成为文人雅士的“新风尚”
唐代官妓作为特殊女性群体，她们能歌善舞、才艺不凡，但与其他女性相比却罕有人身和婚姻自由。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唐代官妓的定义、来源、生活情态以及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在以文明开放著称的唐朝，官妓作为一种特殊群体，虽然承受着男尊女卑的压力，但在浩瀚的唐代史籍里也留下了她们的斑斑点点。
官妓的定义和产生背景
对于官妓的定义，史学家众说纷纭。高世瑜认为：“官妓是名隶各级官府乐籍的妓女。她们虽然也常常以献艺为主，并不为单纯卖身。但大体上具有着后来意义上的娼妓性质。”
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认为：“官妓系置于州郡藩镇衙门。供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首长公私宴会时，担任侍奉之职。营妓亦包括在内，惟后者因置于军营中而得名。”
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官妓应是隶籍官府，由官府进行管理，并承担一定的官使。主要涉及饮宴、歌舞弹唱以及侍寝等诸多方面。
官妓亦可被称为“饮妓”。这多半是因为她们与士人宴饮助兴所致。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官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艺人。一些官妓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说明她们是有一定的才识和文学素养的。
据《北里志》记载：南曲中的天水仙哥善于谈谑，能吟诗歌，行酒令，常担任宴会之席纠。素为三曲之尤的楚儿聪慧有口辩，还能作诗传语。
郑举举不仅巧言谐谈，而且擅长文章词令。张住住聪颖敏妙，通晓音律。牙娘虽性情轻率，但也属于流辈中翘举者。南曲的颜令宾也是通词句、能笔砚的文雅之人。长安娼女曹文姬工于翰墨，被称为书仙。
因为要经常参加朝士宴聚。比起相貌，官府更注重官妓者的才能和辨识。她们要在宴会上和各种士人交际。富于才辩使得他们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莱儿相貌平平，但伶牙俐齿，言辞诙谐，以敏妙吸引了众多宾客。蜀妓薛涛因其才辩过人而在士人中久负盛名。军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身价倍增。
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官妓在其才艺不凡的背后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官妓的来源
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隶属于官府管控的乐籍女子。管仲改革使四民分业定居。“四民者，务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
四民分业定居论被以后的统治者所沿用，并不断地注以新的内容。隶属于乐籍的官妓和良人不同，她们一旦入籍就很难脱籍，成为世业。除非遇到特赦或长官的首肯。
顺宗即位后，出掖庭教坊女乐，召其亲族归之。这是遇到皇帝特赦才得以出宫与家人团聚。
张郎中曾为广陵从事，与一酒妓曾有情，但未相守。二十年后，张郎中与镇守淮南的李绅宴饮，此酒妓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以送酒，遂唱是词曰：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李绅成人之美，令酒妓脱籍随张郎中而去。
当然能脱籍从良的官妓终为少数，大多数妓女鲜有脱籍的机会。那些没有脱籍的官妓只能委身于官府，听任官府的使唤。
二是良人女子因为生活无依而被迫入乐籍的。才女薛涛在父亲去世后无以为生，流落蜀中。最终只能进入乐籍以此谋生。
三是官妓、家妓之间的相互转化。“唐朝被称为妓的有三种人：宫妓、家妓与官妓。”李同捷为求旄钺而以玉帛子女赂河北三镇，李载义坚于效顺朝廷。“乃囚同捷侄及所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献。”
李载义将同捷用于贿赂的四十七名妓女献给朝廷。从而完成了私妓转变为官妓的过程。这种私妓的转化也是官妓的来源之一。
官妓主要的生活情态
唐人在尚文好狎风气的影响下。使得各种宴会时都要以妓乐助兴。朝廷元老王铎妓女夹侍，官员王珙宴席时妓乐齐列。李绅仰慕刘禹锡的名气，邀其至第中，设饮馔，观妙妓歌舞。
在此风气影响下，官妓也承担各种侍宴的差事。在宴会时助兴，路岩在镇守成都时设宴于江津，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尚书杨汝士举行家宴，营妓咸集。并以高歌一曲易红绫一匹赏赐众人。此外在官员乔迁宅邸时也要进行演奏。皇帝赐给大将李晟宅第，命教坊奏乐导从。
她们也会在官府的组织下进行大规模的演奏。玄宗时期，集灵宝、陕县两县官，使妇人唱《得宝歌》。和者妇人皆鲜服靓妆。
官妓们除了出席宴会助兴以外。还具有后来社会妓女陪睡的性质。油蔚在《赠别营妓卿卿》这首诗中写道：“怜君无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明。”
官妓没有人身自由，更无人格可言。在军政活动中更加体现了这点。代宗时，李晟领神策军戍剑南。凯旋归来时，将成都官妓高氏带回。官妓高氏被将领当做物品随意带走。后来被当地长官张延赏命吏令追还。
高祖皇帝遣李琛等以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求和亲。这里的女妓就被当做和亲的工具。不仅如此，官妓也被用来当做贿赂品。把官妓作为贿赂品转送将领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汴帅韩弘骄矜倔强，为阻挠李光颜奋力作战。“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并赍书于光颜曰：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
韩弘为了贿赂李光颜，搜罗全城。将所得到的容止端丽之妓献给李光颜。想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唐后期，昭宗劫迁时，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占有。总之，官妓与其它赏赐品一样可以被用来封赏和转送。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官妓成为军政活动的媒介并为其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北里志》记载。唐代未通朝籍的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和未直馆殿者才可就诣诸官妓。由于每年进士及第的人很少。一旦及第，皇帝赐宴，体现唐代“尚文”的风尚。宴会上有饮妓助兴。同时，她们的被蓄养也成为品评士人品行的重要标准之一。
唐代官妓的影响
唐代官妓与士人交往密切。经常出现在宴会上，并进行劝酒、歌舞表演、行酒令等活动。她们与士人之间以互赠诗歌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唐诗中也留下了诸多作品。
刘禹锡、白居易、杜牧、元稹、温庭筠、韦庄等诗人与妓女交往颇深。写下了诸多与妓有关的诗篇。诸如“观妓”、“怀妓”、“嘲妓”、“戏妓”等题材。丰富了《全唐诗》的内容。
唐代诗人和妓女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诗人通过妓女传唱其诗作，以扩大影响。此外南北朝之旧俗也被唐代社会所继承。以“婚宦”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以凡婚而娶名家女,与仕而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尚。“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
唐代的士人崇尚娶高门甲族之女，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然而以利益为目的姻缘鲜有幸福，正是此种风尚造成夫妻双方不睦。因此在获得一定的功成名就后。功利性婚姻的结合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士人和妓因为某种共鸣而越走越近。
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之观念，对门第婚姻相当重视。即便王侯将相之家也以通婚高门氏族为荣耀。所以，唐人薛元超就以“不娶五姓女”为平生一大憾。同时唐律规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之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为妾者，唯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政府用法律条文来规定社会的婚姻规范。与社会的门第婚姻相平行来保证婚姻的同质性。
然而，妓女的活动并不在唐代法律的取缔之列。她们可以公开合法地为来去自如的官员提供各种服务。官府也设立有自己的妓乐场所。并且许多唐政府官员都有涉足记录。
唐代官妓兴盛，文士、贵族以此相尚。宿妓狎娼只不过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而已。以至于女子也有婚外性生活的风气。由此，贞元时期进士及第的欧阳詹与美妓的生死相许也并不奇怪了。虽然因为欧阳詹不克如约，“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
但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婚姻习俗虽有封建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务实、开放的一面。妓人的出现对唐代士人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冲击作用。特别是唐代中后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完善。旧士族性质开始发生改变，婚姻门第观念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