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样态
人口流动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样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高流动性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特点。人口迁移流动不仅重塑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还催生了各民族在共同空间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样态。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高流动性逐步成为中国人口空间运动和分布格局的新特点，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人口迁移流动不仅重塑了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还催生了各民族在共同空间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样态，影响到民族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社会交往乃至心理认同。深刻认识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全方位互嵌之间的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口流动奠定各民族群众的空间嵌入基础
我国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受到民族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流动、民族身份变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各民族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和民族身份变更趋于稳定，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民族人口空间互嵌的主导力量。在人口大规模流动推动下，新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正逐步形成，民族散居情况更加普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空间集聚性下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西多东少的梯度格局逐步弱化。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53年，我国近80%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于西部民族地区，规模和占比是其余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加和的四倍，空间分布高度聚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全国人口流动日趋活跃，少数民族人口在西部传统聚居区的比重波动下降，而在东部省份的规模、比重持续提高。2020年，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已降至70.1%，东部地区比重则提高到13.0%，与1953年相比翻了一番。同时，在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下，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趋势也出现了转变。改革开放前（1953—1982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稳定增长、年净增83.6万，年均增长率为2.14%，增量远超其他三大区域，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1.86%）和东北地区（1.92%）；改革开放以来（1982—2020年），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0—2020年其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96%，而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则迅速增加，2010—2020年年均增速已达到3.92%。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传统聚居区向非传统聚居区扩散，由中、西部向东部倾斜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