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精神分裂与我的常春藤
母亲的精神分裂与我的常春藤
本文节选自美籍韩裔学者格蕾丝·赵的非虚构作品《她是幸存者》，通过描述格蕾丝·赵与母亲之间的互动，展现了母亲的精神分裂症状以及她对女儿的期望。文章内容丰富，情感真挚，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人文关怀。
幼年的格蕾丝·赵被母亲抱在怀中
01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我记忆中母亲最早问我关于职业理想的问题是在我五岁时。她高亢、清晰的声音就像玻璃杯相碰发出的，那是她想从你嘴里套话的信号。她跪在地上，长长的头发拂过油毡，棕色的眼睛满含期待地看着我：“啊，格蕾丝呀？”她勉强笑了几秒钟，酒窝消失在了圆润的脸颊之中。
“当厨师。”话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犯了巨大的错。
“当什么？！”她一跃而起，俯视着我。她的鼻孔张得很大，脸涨得通红，然后用短句愤怒地说出了正确答案。“你可以当，医生、律师，或者教授。”
那时的我真的想当厨师吗，或者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吗？我持怀疑态度，但就像孩子们经常会做的那样，我也会想象自己从事我所看见的成人做的那些事。母亲总是在做饭，但对她来说，那是一项义务，而非一份职业。
如果我当时年纪再大一些，我可能会意识到，她最近迷上了我编的一首歌，歌词是：“我希望我是个铅笔头，铅笔头，铅笔头。”我用的是一种缓慢而悲伤的语调，有时还会将“铅笔头”换成“吃笔人”。但不管怎样，我母亲却认为，这首歌意味着有一天我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学者，她还跟她认识的每一个人说我将自己的理想都记录在了歌曲中。她用韩语给亲戚打电话时，会在语速很快的老家庆尚道方言中插入慢速拼读的英语语句“我希望我是个铅笔头”。切回韩语后，她的声音中有一种轻快活泼的调子。那是我母亲微笑时所发出的声音。家里来客人时，她会给他们讲述我的大师之作，并要求我演唱。那首歌还有配套的美术作品——我用铅笔描画的铅笔图片，她也会骄傲地展示那些素描画作。
这预示着我将会成为一名学者。在韩国，小孩子过周岁生日时，家长会在她面前摆放预示着她未来的物件。如果她抓的是面条，那她将会长寿。如果她抓的是硬币，那她将会是个有钱人。如果她抓的是铅笔，那她将会成为一名学者。成年之后，我会和韩国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母亲操纵了这个游戏的结果，因为她摆了三堆铅笔。格蕾丝呀，有一天你将成为非常——伟大的学者。她精心将这条信息植入了我梦想的最底层。那是我的命运。
“当厨师？那算哪门子的答案？”她对我父亲嘀咕。
父亲要她冷静点，然后说了些什么，这些话日后将为我了解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线索。父亲的母亲是爱尔兰裔加拿大人，他父亲是英裔美国人，而且比他母亲大二十岁。他会一期不落地购买《福布斯》和《国家地理》杂志，而且是公共广播公司的忠实听众。“她可不是说要当负责煎炸的厨师，”他说，“她是指要成为茱莉亚·查尔德。”
“茱莉亚啥？”
“茱莉亚·查尔德，美国最著名的厨师。她的电视节目——”
“我不管！她不能当厨师！”母亲只要大声吼叫，浑身就会发抖。在美国生活的三年半时间，并未让她接受烹饪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的观念，不管是不是在电视节目上做菜。烹饪是家庭主妇和工人阶级才干的事——这两种身份在很大层面上决定了我母亲的人生地位。有趣的是，这件事发生时，她一定正在做饭，因为我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了一把刀。
她将目光转回到我身上，手里紧攥着刀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还随着说话的节奏摇晃起那把刀。“格蕾丝，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职业可选，但你，却想要，当，一名厨师？”她愤怒得几乎要流下眼泪来了，“不，你不会成为厨师。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厨师。”她击碎了我的厨师梦，怒气冲冲地走到我们那座六室平房的另一头去了。
02
“继续用功学习吧，你可以做任何事。”
高中剩余的时间里，我都在学着与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共处。我任由自己沉迷在音乐、文学和男孩子之中，抽大麻，每天躲在珍妮家。
母亲会自言自语，会将大量精力用来与伯奇党人及罗纳德·里根做斗争，但她还算正常，所以家里人都设法假装我们是个正常人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学着忘记我对她做过的那件可怕的事，忘记那些声音是如何迫使我做出那件事的。的确，有些时候，她还是从前的自己，足以让我相信她已经恢复。有些时候，她会离开电视机，花一天时间去“任你摘”农场采摘草莓，第二天制作果酱，或者做一顿大餐，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还有些时候，她会说一些政府尚未在她大脑中安装监控设备时经常说的慈母教诲。我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你有。格蕾丝呀，继续用功学习吧，你可以做任何事。你的前途是那么光明。
或许那正是我毫不犹豫去了三千英里外的大学念书的原因，因为我拿到布朗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泣不成声，双手颤巍巍地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母亲人生中第一次喝了一杯香槟，在客厅里转着圈跳舞，因为我知道对我出身无名家族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我意识到母亲心愿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她希望我能进入常春藤盟校。
我为自己被录取而感到无比自豪，父母的喜悦更是放大了我的骄傲。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自身欲望所带来的痛苦。我想超越悲惨小镇和母亲的妄想症的束缚。世界再一次变得无限广阔，我将走出黑暗的青春期，走进另一个春天，生活将重新开始。
而且，去上大学让我与家里保持了距离，加上身处各种思想和批判性思维的世界，这些最终将引导我去探寻母亲精神分裂症的肇因。每一次获得新发现，我的“恨”就与她的“恨”纠缠得更加紧密，我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残余，让我在生活中做出决定时拥有更多的力量。当我努力想解开我们的“恨”时，松开的线头将我带回到1986年，十五岁的我第一次通过“用后即弃”的视角观察母亲，第一次意识到，她的人生被骗走了，她被丢弃在大地上，像个孤魂野鬼一般四处游荡。
03
“目空一切的那种爱。”
我成为学者的故事——我在幼儿园所受的苦难，母亲为了给我创造有利的成长条件所做的巨大努力——讲起来并不轻松。我只能通过将零碎信息拼合起来，以及几张清晰快照来理解这个故事。五岁时，我懂得了，告诉母亲你想当厨师这个行为所具有的摧毁力是如此巨大，大到后院的树木都会在她的怒吼中颤抖。那些树木——当时正在开花的李子树、糖槭、山茱萸、橡树——是我的亲密伙伴，我认为它们拥有神秘力量。十年之后，当母亲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时，它们将成为她的幻听之源。
时间继续往后推大约二十年，你就能瞥见，我五岁时与母亲第一次产生难忘冲突造成的后果，被掩埋在目睹她崩溃所产生的情感余波之下。到三十三岁时，我有十八年都在目睹她与精神分裂症做斗争，同时还要应对我自己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坐过山车的心理状态。我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被母亲的精神痛苦与我想让她重燃生活欲望的渴望塑造的。因此，在三十三岁时，我成了她曾梦想着我能够成为的人。我的名字后面多了各种头衔，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士。但让她难过的是，我也从一所烹饪学校拿到了糕点艺术专业的结业证书。
在我拿到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终身教职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烘焙生意做起来。这个终身职位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我不再烘焙了，几乎没有时间为自己做饭，但在我母亲看来，那都是极好的消息，因为不可能有比被人称为“教授”更好的荣誉了。她曾告诉我：“如果我是你，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她不是我，我没有那么幸福。然而，我还是沿着那条道路走了下去，因为我被一种偿还欠她的债的需求驱动着。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欠她的，我知道，一直以来，她唯一的动力就是给孩子们创造一种有选择机会的生活；但还有社会层面的债——美国社会欠他们的，移民为他们创造食物、清洗厕所、养育子女；大批年轻女性将身体和性劳动投入到国家安全的前线，却从没有人向她们表达过“谢谢你们的贡献”，韩国社会欠她们的。这两个社会都没有人向债权人表达过感激。相反，欠债者却将他们当成社会弊病的肇因、需要铲除的对象。这种无法逃避的感觉驱使着我，社会欠我母亲的债正在将我压垮，唯一能减轻负担的方法是，我自己来做出一些偿还。通过成为她梦想着我能成为的“伟大学者”，我或许能帮她找到些许救赎。通过研究并试着理解她的人生，我或许也能找到些许救赎。
三十七岁时，我成为一名终身教授，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著作，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幽灵的——这本书是受母亲的启发而作，我将它献给了母亲。我开始做研究并撰写那本书，是想以此来回答没有人愿意给我答案的那些问题。
我向出版社交稿后的几个星期里，当我去新泽西州探望她时，她从我的包里抽出一本书，惊奇地盯着封面，问我：“这是你写的书吗？”
“不是，”我笑着说，“得花很长时间来制作呢。”
但在我三十七岁那年，我拿到了封面设计方案，两天后，当我正幻想着能拿给她看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看啊，妈妈，”我本打算对她说，“这是我写的书。”
04
“那对珍珠耳环仍在那里。”
我最后一次走上楼梯，走进我母亲那间她非“绝对必要”决不离开的单间公寓。
她不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公寓，也很少看到里面窗帘拉开的样子。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门倾泻而入，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她真的走了。
奶油色的沙发变成了灰色，坐垫中央的部位磨损了，她的皮肤接触过那里的布料。
沙发上的污渍，是她突然离开所留下的明显印记。阳台苦涩地提醒着，她没有能力走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要我去韩国市场买鱼肉煎饼和一些法莫替丁，因为胃病一直困扰着她。她那段时间还出现了腹泻症状。哥哥发现她倒在地板上已没有生命迹象后的几个月里，杂货清单是困扰我的几件事情之一。
正式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死”。
我试着根据嫂子的描绘，想象母亲遗体的模样。“她蜷缩在地毯上，双手托着头，像是睡着了。她看上去很安详。”我曾见过父亲心脏病发作，知道那不可能是平静入睡的样子。
母亲去世的几个星期前，一次我去探访她时，她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了电视柜上摆放的黑色螺钿小花瓶旁。
“这是我放珍珠耳环的地方。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她从花瓶中轻轻拿出一沓厨房纸巾，将之展开，捧起里面包裹的一对珍珠耳环，冲我打了个手势。
“给你的。别忘了。”
我内心有点狐疑，她是不是又在计划自杀了，但这个想法刚一产生，我就将它打消了。她已变得不大相同。十四年过去了，她已完全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有自杀倾向的那位母亲。再加上她说那句话时心态似乎很乐观，我便没有多加理会，权当这是她长期养成的泛化灾难性思维习惯，随时在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她去世后，我想起那对耳环和法莫替丁，并与哥哥讨论了她是否更有可能死于用药过量，或者隐瞒了某种严重的疾病。我哥哥的猜测是：“谁知道那些药物对她做了些什么？”
那对珍珠耳环仍在那里，被层层邦提牌纸巾包裹着，放在花瓶里。我将这个小小的包裹放进背包，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攫住了我；她当时就知道自己行将离世了。
我最后环顾了一下房间，让自己去理解那种感觉。这是我母亲神秘死亡的场所，是她孤独、乏味人生的终场之地，但也是她的救赎之地。她在这里度过了精神分裂症发作后最美好的时光，她在这里学会了重新享用食物、索求她想要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分享了她自年轻时代就未再吃过的饭菜。
她在谈论年轻时吃过、想吃或被剥夺的食物的间歇，也分享了自己过往的细枝末节，面包屑标记的小路将领着我走向自己的家族历史。
学者格蕾丝·赵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