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录文、校勘、标点的现代困境
古籍整理：录文、校勘、标点的现代困境
整理古籍是一项严谨而细致的工作，需要在尊重古籍原貌与现代阅读习惯之间找到平衡。本文从古籍整理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出发，深入探讨了古籍整理的质量评价标准，特别是录文、校勘和标点三个阶段可能出现的错误。
古籍整理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
什么是古籍整理？这似乎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从中国历史上的实践来看，古籍整理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
积极有为
像汉人整理先秦古籍那样，重新厘定篇章卷次，甘冒改变古籍原貌的风险，删去内容重复的文本，目的在于为读者呈现一个条理清晰、秩序井然的可阅读的定本。这种取向常出现在文本经典化的早期。
以刘向的《管子》书叙录为例：“所校雠中《筦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下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这些被认为“复重”而删去的文本，必定有着大量的异文材料可资校勘、考据，不过刘向并不保留它们。
再如他为《战国策》写的叙录：“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称写。”在刘向以前，没有一本名曰《战国策》的书，他把许多来源和流传各异的同类文献汇编起来，以国别为经，以时次为纬，实际上新创造了一个文本。这个新的定本的优势是消解了歧异与冲突，更便于传习与理解。
在更早的时代，如孔门弟子编辑《论语》，将曾子、有若等人的言论也附益进去。门徒整理师说，往往加入整理者自己的评论和解释，但所形成的文本仍然标榜为师之所传。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云：“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那个时代，权威来源于先师，他的教义形成学派，因此，含有相同教义的文本被归为一类，整理者为清晰呈现先师教义而改动文本篇次、面貌，被视为必要的和可接受的。
消极保守
古籍整理的另一种价值取向是消极保守，谨守底本原貌，将整理者的改动和添注痕迹降到最低，使读者在看到整理成果时，能够轻松区分底本旧貌和整理者的添改。整理者严守“我注六经”的藩篱，明确地将自己与“作者”区别开来，并将自己的地位时时刻刻摆在“作者”之下，隐去所有个性化的痕迹。这种取向常出现在文本经典地位稳固之后，以清代人的校勘之学为代表。
梁启超评论清代学术说：“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清儒虽加精密，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不必多讲。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清人校书的方法，最常被引述的是王引之“三勇改、三不改”之说：“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左证，吾惧来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
但在实践中，如何判别改与不改，仍有争议。同一异文，如何推定它是写手、刻工之误还是异字、假借？是作者原文还是传习者误改？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顾广圻、段玉裁关于“西郊”“四郊”之争。段氏认为《礼记》郑注应作“四郊”，顾氏认为应作“西郊”。后世多数学者认可的是顾广圻的处理办法，对文本的尊重优先于对统一经义的追求。
顾氏提出了一个比王引之更具可操作性的校勘原则，即“以不校校之”。他说：“盖以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闇，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涂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二者殊涂，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广圻窃不自量，思救其弊。每言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
有了“不校”的方法论做保障，才能有效隔离作者的底本和整理者的工作痕迹，古籍整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这里有一个默认的预设，即在整理活动发生之前已存在一个体现着“述作大意”的行文通顺的“定本”，或者说一个已然经典化、定本化了的文本。这是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作者之定本”，其权威性凌驾于整理者的任何工作之上。实际流传的各种版本都可被视为各个整理者加工的结果，这些整理者的加工成绩之间有优劣，新出的整理本与原有版本之间的比较也只是整理者层面上的竞争。由此看来，一部古书只要有了一种最佳的“善本”存在，整理者便没有多余工作要做了。
如何评价古籍整理的质量
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在继承清人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的，它一般包括校勘、标点两项工作，即通常所说的“点校”。传世古籍中最繁难的部分，清代人已经做了很好的校勘，留下许多善本，或者通过版本目录之学确定了寻找可靠底本的路径。当代人并不会面临清代那种因为无法得到善本而被迫“日读误书”的窘境，于是，现代古籍整理的中心任务就转移到了“标点”上。标点为主、校勘为辅，这是今天多数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要求。“标点”一项，是近代以前的古籍整理活动不曾有过的新工作。
那么，今天如何评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质量呢？按照顾广圻的“以不校校之”，首先是“不校”，即尊重底本原貌，不要替古人改作文，要使得读者在看到整理本时，能清楚区分底本原貌和整理者的添改。其次是“校之”，通过校勘是否提供了一个更优胜、更接近“作者之定本”的文本？同时，相比古书的连文直下，现代标点符号有着区分文本层次结构的优势。以陈援校《日知录》为例，他说：“《日知录》引书例不注卷数，又不注起止，每每与自己文章相混，故意做成天衣无缝，读者不能分辨何者为引文，何者为亭林议论。有时原文整段中，完全是引文，只最后有一两句为亭林议论，因此其中‘今’‘余’‘国朝’等字，不辨为谁，或以古人语为亭林语。”如果留意引号起讫，便可完美解决此问题。现代标点符号的形式规范作用，是今人整理古籍时可以超越清代学者的重要着力点。
今人整理古籍的失误，常发生在录文、校勘、标点三个阶段。
录文错误
在将纸质文本转换为电脑文本时，往往发生讹脱。异体字是否改为规范字形，需视情况判断。若底本中异体字不影响内容，比如刻工之误，又或是缺笔避讳字，那么应改为规范字形；而若异体字的使用与文本内容有关，也就是它发生在“作者之定本”的层面，则不能改。
校勘错误
避免失校、误校。失校常常会被细心的读者发现。发现之后，应予校改并撰写校勘记。误校指校勘者误解了底本，没完全读通，将看似拗口有误，实则并无不妥的文句改成了符合当代人阅读习惯的表达形式，比如王引之批评的“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它破坏了古籍原貌，篡改了文献真相，却因为校改后的文本十分通顺，亳无阅读障碍，令人难以察觉，就像高明的骗术一样，因而最为有害。
标点错误
这往往源于不明古书体例，不识古人辞气，不熟悉古代文化常识等。这方面的知识多细碎，需要注意日常积累。古书上的句读并不完全准确，有些标识符号也并非句读，所以标点时需要结合文意进行自主判断，不可盲从古书上的符号。
总之，整理古籍的一条底线是不能让整理本比原本还难读、难懂，更不能增添新的错误。在此基础上，从审辞气、熟悉古代文化常识、注意引文起讫等方面着手提高标点质量，综合运用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方法提高校勘质量，以追求形成一个超越古代刻本、能为学界和大众带来增益的整理成果。
本文原文来自《社会科学报》，作者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