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1000个村，他目睹了农村彩礼从6.6万涨到50万
走遍1000个村，他目睹了农村彩礼从6.6万涨到50万
从2007年的6.6万元到2024年的50万元，农村彩礼的惊人涨幅背后，折射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通过长达17年的实地调研，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
作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20个省市超过1000个村做关于农村家庭状况的实地调研，彩礼的上涨是他研究的一部分。在他和团队的调查中，2010年后彩礼数额突飞猛进，从6.6万涨到50万，受影响最大的是因经济和自然条件而与县外社会交流少、婚姻依赖熟人社会、长辈对子女婚姻代际责任强的农村家庭。他们还发现许多农村老人自杀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困在传统价值观中的中年父母更多地为后代付出，而他们的老一辈在这一过程中越发感到被忽视和价值感缺失。
彩礼上涨的惊人速度
2007年，杨华团队在河南周口、驻马店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婚姻成本高，结婚时的彩礼要6万6、8万8甚至是意味着“万里挑一”的100001元，而且还要建好新房。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人均两亩地，每年种一季小麦和玉米，加上外出打工，一家年收入两三万。如果家里有三个儿子，按照当时的彩礼标准和建房成本计算，三个儿子结婚至少需要30万，一家两代人需要十多年才能赚够结婚成本。
《县委大院》剧照
2010年之后，彩礼金额上涨速度迅猛。河南农村地区基本一年一涨，从8万8很快突破10万，再一年破15万，又一年18万。2015年之后，山东、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了二三十万元，江西一些农村地区50万左右的彩礼数额也开始出现，最高支付金额已达到88万元。加上买房、买车、操办婚礼等其他开销，全国农村男性需要支付的婚姻总成本普遍在七八十万元到一百一二十万元之间。
彩礼上涨的深层原因
彩礼最初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一部分，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支付属性开始显现。除了象征性的契约属性外，彩礼逐渐演变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养育女儿的补偿，民间俗称“奶水钱”“养钱”等。2000年以后，彩礼的支付属性越来越强，成为农村婚姻市场上的“女性资源定价”。
推高彩礼价格和结婚成本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性别比失衡：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出生性别比达到117，远超国际警戒线。2010年之后，90后进入婚恋年龄，2020年中国适婚男性比女性多3000多万。性别比越高，女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越大，男方越处于被挤压地位，女方的要价就越高。
年龄和地域条件的梯度挤压：同龄适婚女性减少时，男性会从低一个年龄段的女性中择偶。经济或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女性，造成“山上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的现象，经济和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晚辈男性成婚成本随之上涨。
《红高粱》剧照
北方农村：巨额彩礼的高发区
杨华教授发现，不同地方彩礼数额的差异与彩礼中契约属性和支付属性的作用强弱有关。南方村庄如湘南地区，彩礼属于典型的弱支付-弱契约类型，彩礼金额一直不多。而北方农村地区，彩礼更多反映的是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性。北方村庄通常由数个到十来个姓氏组成，亲族之间比的是“人多势众”，为了亲族在竞争中得势，一个家庭不止要多生男孩，而且还要让每个儿子结婚，以便后面生育更多的男孩。这种传宗接代的压力和小亲族之间的竞争，让“为子女结婚”成为父母自己赋予自己的人生任务。
《幸福到万家》剧照
彩礼之困：中老年人的无奈
农村的天价彩礼，逼着中老年人接近甚至过了退休年龄仍在为晚辈的彩礼钱外出打工。2020年底，杨华在湘南老家调研时，遇到一位河南农民工，因两个儿子结婚需要60万彩礼而彻夜难眠。在湖北孝感，一位50多岁的阿姨为两个儿子结婚，不仅卖掉了自家的猪，还每天去给别人插秧挣工钱。
从2014年开始，杨华团队开始调查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他们发现，很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背后都有“天价彩礼”的影子。一位70岁的老奶奶，因儿子外出务工准备结婚而选择自杀，这种反差造成了老年人巨大的价值割裂感。
《人世间》剧照
解困之道
从2019年起，中央开始点名并持续推进“天价彩礼”的治理问题。全国很多县镇都在尝试零彩礼集体婚礼、书信联名抵制等活动，国家还建立了30多个婚俗改革试验区，试图移风易俗。杨华建议，子女应该多为父母考虑，不要过度依赖父母；作为父母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身心考虑，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晚辈。
《父母爱情》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