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与北宋命运（下）｜温故
黄河改道与北宋命运（下）｜温故
北宋时期，黄河改道成为影响王朝命运的重要因素。从宋仁宗到宋哲宗，三朝皇帝连续做出三次回河东流的错误决定，导致河北、山东、苏北等地遭受严重洪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削弱了军事防御能力，最终为金兵南下创造了条件。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和具体数据，深入分析了这一系列事件及其深远影响。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堵塞北流的工程竣工，黄河被引入六塔河，果然不出周沆这些明白人所料，六塔河根本不能容纳黄河的水量，当晚就漫堤决口，“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矒不可胜计”，“六塔水死者数千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直接冲废了半个河北。河北当时是宋辽对峙的前线，军事重镇定州路在仁宗年间有兵额十万，六塔河决口之后，至神宗重造兵籍时，只剩兵额两三万。
近年来，网络上常有文章夸赞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是历史上最开明的皇帝，从黄河改道祸国殃民一事来看，仁宗皇帝表面谦和、开明的背后，实则也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的，未必担得起这个“仁”字，皇帝终归是一个很任性的职业。宋仁宗死后，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继位。皇帝的谥号看似美好，往往具有一些潜在的命名规律，历史上凡是被谥为“神宗”的，大都不太靠谱。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1021年-1086年）为宰相，据说王安石曾宣称“天变不足畏”，大致就是他相信“人定胜天”，赞成这个旷世的回河工程，于是从各地征用民夫，开挖河道。此时，曾巩正在济南担任齐州知州，按照朝廷的指标，齐州需要调丁两万治理黄河，大概是三丁抽一，曾巩调查了各地隐漏户口等情形之后，改为九丁抽一，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算是一项重要的惠民政绩。
即便调动了如此大量的壮丁，结果也并不如王安石等人所愿。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黄河在澶州曹村发生重大决口，使得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河道大幅度南移，夺淮河入海，数十个郡县被洪水淹没，这就是苏轼在徐州遇到的那场洪灾。气得苏轼大骂主张回河的官员：“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
几年之后的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38岁，不满9岁的宋哲宗赵煦（1077年-1100年）即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1032年-1093年）临朝听政。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高氏的支持，黄河“东流”派又占据了上风，继续折腾了八年，彻底将“北流”封闭。这一年，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不久，黄河再次决口。年少的宋哲宗异想天开，刚刚亲政可能也想发号施令，于是要求把黄河再改回故道，殊不知黄河故道因为泥沙沉积，河床已经非常高了，水往低处流才是真理。这么一改，导致黄河在元符二年（1099年）再一次漫堤，内黄（今河南安阳）决口，形成了超级大洪水，河水居高临下倾泻，破坏力极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水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大历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历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连一座小山上纪念治水功劳的“大禹庙”都被水淹了，是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决堤也导致东流彻底断绝，又恢复了北流。
今日黄河安澜 新华社照片
小时候读《水浒传》，心中不免有很多疑惑，“青面兽”杨志受梁中书的指派，从河北大名府（今邯郸市大名县）押运生辰纲，赴东京汴梁（今开封市），结果在梁山附近的黄泥冈（今菏泽市郓城县）中计喝下蒙汗药，丢了生辰纲。从地图上来看，杨志从大名直接向南走不就是汴梁城吗？为何非要向东绕个大弯经过梁山附近不可呢？心道这施耐庵大概是不懂地理，胡乱编的吧。实际上，这条路线还真是有凭有据，当年黄河决堤之后，从安阳、大名一直漫延到鲁西南地区，大名以南是被淹最严重的“黄泛区”，沼泽地、湿地间杂，根本没有南行的道路，必须向东绕行，经过梁山脚下。《水浒传》称梁山是“八百里水泊”，应当所言非虚，大致与东平湖相连。现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水域面积非常之小，心中不免怅然。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话本《大宋宣和遗事》，这是宋代话本艺人的说书底本，大致依据真实的史料改编而成；后经历代累加，增广内容，在元代被辑成笔记小说，广为流传；至明代由施耐庵（1296年-1370年）改编成为《水浒传》，家喻户晓。《水浒传》终归是小说家言，在真实的历史上，“梁山好汉”并没多大势力，宋江（卒于1122年）等人啸聚山林不过就三十六人，起因是朝廷要将水泊收归，不许当地农民开发利用，包括打渔之类亦不允许。农地被淹，税赋不减，当地人的生计都指望着这片水域，朝廷要收回去就是断了他们的活路，属于官逼民反。
同一时期，在南方还有方腊（卒于1121年）领导的农民起义，即小说里宋江被“招安”之后朝廷征讨的对象。方腊起义是由于粮食歉收，而茶税、盐税过重，当地人一呼百应，势力庞大，甚至还建立了小政权，年号“永乐”，后被朝廷出兵剿灭；宋江势力虽小，却曾击败朝廷的征剿，声名大振，投奔者甚众，纵横山东、河北，一路无挡。当时朝廷真的想要招安宋江，然而负责招安的官员侯蒙（1054年-1121年）突发疾病去世，招安并未实现（《宋史·侯蒙传》）；最终，宋江在江苏境内被张叔夜（1065年-1127年）镇压，张叔夜因此被授任“徽猷阁直学士”，升任济南府的知府。
《水浒传》里最大的反派当属太尉高俅（卒于1126年），历史上确有其人，故事则是虚构。高俅曾与童贯（1054年-1126年）、蔡京（1047年-1126年）同朝为官，但《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所以留给小说家笔墨驰骋的空间很大。高俅的仕途主要得益于苏轼，他年轻时曾做过苏轼的“小史”，即负责抄抄写写的秘书，以苏轼的才情，肯定不会用一个笨拙之人，书法不入眼的大概也不行，据此推断，高俅应当颇有几分机敏和才华。
根据王明清（约1127年-1202年）的笔记《挥麈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扎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事在元祐八年（1093年），赴外地为官，不便携带很多随从，苏轼可能出于情义，抑或是惜才，于是把高俅推荐给了曾布（1036年-1107年）。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苏轼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二人在元祐年间倒是有过一定的交情，因为曾布正是曾巩的弟弟。王明清为何对高俅没做官时的小事都如此清楚呢？他的外祖父就是曾布的第四子曾纡（1073年-1135年），所以他记载的曾家旧事应当是比较可信的。高俅拿着苏轼的推荐信去见曾布，曾布却告诉高俅，自己的秘书已经够多了，不打算再请人了。曾布大概不想驳了苏轼的面子，于是又写了一封推荐信，把高俅推荐给了以书法绘画闻名的驸马爷王晋卿，即王诜（约1048年-1104年）。
宋哲宗年间，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1082年-1135年）就很热爱书画，王晋卿算是赵佶的姑夫，两人来往密切。有一次，两人在等候朝会时遇上，赵佶说：“今天来得匆忙，忘记带篦刀，可否借用你的篦刀整理下头发？”篦刀，也称篦子，类似梳子的工具，古代大臣在朝见皇帝之前，都会稍微修饰下仪容。赵佶看到王晋卿的篦刀，觉得样式新颖，很是喜欢，王晋卿大方地表示：“最近刚做了两副篦刀，还有一副从没用过，一会儿就派人给您送去。”散朝回家，王晋卿选了个办事得力的下属去送篦刀，选中的正是高俅。高俅来到端王府时，赵佶正在跟人玩“蹴鞠”，高俅边看边等，“睥睨不已”，估计是对他们的球技显露出几分不屑；赵佶看出他的态度，于是命令高俅上场一起踢球，结果，高俅的球技超凡，令赵佶大喜，当即派手下去通知王晋卿：“谢谢你的篦刀，送篦刀的人我也留下了！”世事难料，没过几个月，宋哲宗病逝，端王赵佶继位为“宋徽宗”，陪他踢球的高俅作为“宠臣”，被破格升迁，成为“殿前司指挥使”，统领朝廷禁军。
高俅不是行伍出身，哪会训练军队，倒是很会搞“大型文艺汇演”。据《东京梦华录》所载，高俅带领禁军在大庆殿搞过“仪仗列队”，类似于阅兵式；还在临水殿搞过“争标锡宴”，即划龙舟抢标杆的比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掉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锣鼓喧天的表演之后就是争标，包括“旋罗”“海眼”“交头”等花样，场面热闹，宋徽宗十分满意。除了搞这些花架子哄皇上开心之外，倒是没有证据显示高俅有其他过分的劣迹，流传颇广的“联金灭辽”是童贯、蔡京的主意，迫害“元祐党人”也与高俅无关。苏轼落难之后，高俅不忘当初的提拔之恩，对苏轼及其家人多有关照，《挥麈录》称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这些作为在士人当中颇受好评；后来，高俅护送宋徽宗南逃，中途因病回到京城，落得善终，而童贯等人皆遭到诛杀。
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年-1661年）对《水浒传》的开篇总批是这样的：“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金圣叹是个明白人，《水浒传》里高俅的作为虽是虚构，但基本指向大致无误。宋徽宗赵佶的艺术天分和审美水平极高，单论艺术成就，历代帝王无出其右；但他最大的不幸也是当了皇帝，他在政治上经常摇摆不定，翻云覆雨，首鼠两端，与艺术水平形成两个极端。当然这也不单纯是宋徽宗个人的问题，整个大宋朝廷，一切问题都会陷入党争。
宋朝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遇到朝廷内部的党争成见，竟使得治理黄河这种问题也变得异常复杂。本来，治河只是个技术问题，却被上升成了政治问题，甚至成为党争倾轧的重点。在北宋王朝短暂的一百多年历史上，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朝，竟然连续做出三次同样的错误决定，想用人力强行回河东流，均在实践中遭到惨败。“三易回河”的失败，使得河北、山东、苏北等地基本被洪水冲成了白地，曾经有十万兵额的河北重镇定州，待宋徽宗即位时，仅有六七千人。前面提到，河北和山东是宋、辽对峙的前沿，也是重要的兵源和粮草基地，经此浩劫，何以抵挡辽军？所以，几十年之后，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