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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人文意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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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人文意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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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具有代表性、再现性和艺术性。本文通过艺术内涵与文化自信、工匠精神与传承发扬、社会安全与文人担当三个方面的研究,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视觉文化。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是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巫鸿教授在其文章《“经典作品”与美术史写作》中谈到,从古至今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美术作品,但是能够进入《詹森艺术史》这样里程碑式的著作微乎其微[1]。《清明上河图》作为我国艺术的经典之作,其典型性源自:一是代表性,它是北宋风俗人物画发展的高峰;二是再现性,它频繁出现在各类美术史教材中并被制作成各式文创产品从而深入现代人的生活;三是艺术性,它是“别成数家”的神品。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对艺术品需要有更多层次和角度的读解,使观赏《清明上河图》越来越有趣味。《清明上河图》这一优秀传统视觉文化给予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工匠精神及关注社会安全等有益启示。

艺术内涵与文化自信

☆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孟子·万章下》的观点,丁宁教授在《美术鉴赏》中指出,若要理解一件艺术品,就应该了解创作这一艺术品的作者[2]。他列举凡·高《阴沉天空下的麦田》及韦耶尔《夏洛特小姐的肖像》这两个例子,点明“人们对艺术家以及作品的理解并不完全是主体与画作单纯的对应关系”,提醒我们这有可能存在正向的反馈与反向的制约。对艺术家身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且深入把握其作品,这也是本文研究《清明上河图》的指导思想。

金代张著的跋文中,我们不难推断出,《清明上河图》的绘者张择端,故里是山东诸城,这是我国古代“包容百家”齐文化和“积极入世”鲁文化的融合之地[3]。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书香世家,他的名“择端”和字“正道”传达出其家族对儒家经典的敬意和推崇。自幼饱读儒家经典著作的张择端游学京师,开阔了视野,在文化浸润与耳濡目染之下钻研绘事,艺术方面的素养颇高。

☆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图》画在双股丝织成的缣绢上,起初是有颜色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缣绢原来的颜色逐渐变深,现今大部分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4],却丝毫不影响其艺术价值。

从艺术技法上看,张择端采用了传统绘画中装裱体式之一的长卷形式,运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手法,使画面具有极强的空间感和层次感,表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市井百态和风俗人物。从绘画元素上看,画卷一开始展现的是汴京郊外的村野风景,爷孙一前一后赶着运炭的毛驴过桥,随后屋舍、田野、树木和人物不断增多,出现了人物细节:一位官员与夫人从郊外踏春归来,与之呈反方向的则是一群贫困的老人家出远门祭扫;马儿在大道上受惊飞驰而去,引得路边孩童驻足观看、店旅客人闻声张望、边上驴子惶恐乱跳;漕船靠岸,船夫卸货,工人搬运。越靠近虹桥,越加热闹,情节也更激动人心,桥上行人熙熙攘攘,桥下船只即将遇险。市区街道处,有递铺衙府、皇家寺庙、巍峨城门及百肆杂陈等。

从作品类别上看,画轴中任一片段都可以作为特有的一个绘画种类进行学习和阐释[5]。虹桥上人来人往的场面,则可以作为传神写照的人物画来看;单独观看沿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则可以视为清雅古朴的山水画;但总体而言,《清明上河图》还是一幅界画(一种借助直尺表现建筑的绘画)。

☆审美慧眼

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艺术佳作通过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传承的创新风采和深厚底蕴,有益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工匠精神与传承发扬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专注、精益等。张择端在广泛积累和学习的基础上精心雕琢细节,在《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等作品中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后世摹写者为保存原作,苦心描绘,这充分表现出张择端及后世摹写者的独具匠心。

☆厚积薄发

张择端最初生活的地方是山东诸城,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张择端的家境也颇为殷实,能以优渥的条件供应他游学京师。根据北宋交通发展状况,张择端从诸城到开封,有两种选择。其一需要经过临沂、徐州、宿州等地,其间走包括沂水、泗水、汴河在内的水路;其二需要经过益都、历城、郓州等地,其间走包括济水、东平湖、梁山泊、五丈河在内的水路。但无论走哪条道路,都可以看出他的经历与见闻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积累了生活素材。

张择端对学习技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执着的追求。学成后他供职于翰林画院,专工界画,尤其擅长绘制舟车、市肆、桥梁和街道等,这是他在绘画领域专业性的体现。

☆钻研细节

张择端对画面中的各种事物精雕细琢,不厌其烦。优秀的唐卡作品,几百个人像,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一样[6]。《清明上河图》也是如此。张择端共绘制五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连面部表情也各不相同。所有人物都有其角色设定,比如深目高鼻的胡人是一位朝贡使者,正牵着骆驼;拿扇子挡脸的文人(称为“便面”)不想和旁边骑马经过的男子打招呼,纵然二人是旧相识。《清明上河图》绘有城门牌匾、店铺招牌及广告牌,文字大多使用的是楷体,笔画平直清晰[7],有三处绘有书法屏风的场景,包括草书、行书以及楷书屏风,还有两处草书苫布……这些字迹并不相同,可见张择端在书法上应当下了不少功夫。

☆精益求精

学者余辉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揭秘》一文中指出,《清明上河图》中有些人物造型(在画卷开头处)并不准确,但后续绘制越来越生动[8],这说明张择端在不断的训练中,技艺渐渐娴熟,有目的地提升自己描绘人物方面的才能,可能对作品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

在《清明上河图》流传到当代的故事中,有许多令后世动容的“续写”。宋徽宗、宋钦宗时期,由于当权者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元朝人将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珍贵书画作品收入宫廷,后被杨准调包又传入民间。明朝年间,这件作品先在李东阳、陆完、严嵩等官员手中,后再次进入皇宫,尔后被偷出皇宫。清朝时几易其主。嘉庆年间,罚没前湖广总督毕沅家产时,《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宫中,清末溥仪将其携带出宫。20世纪50年代,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对此图卷进行鉴定,将其编印至《国宝沉浮录》中,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深切关注,最后将它视为真品。《清明上河图》自北宋成画以来,辗转在宫廷与民间,帝王、官员与百姓,屡经磨难。

20世纪50年代末期,冯忠莲接受国家委派的临摹任务,对《清明上河图》进行摹写。为了这一稀世国宝的安全,解放军每天专门将其运送到冯忠莲的画室。冯忠莲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数十年如一日,即使花甲之年眼力和臂力有所不济,也依然一心扑在《清明上河图》上,最后于1980年圆满完成任务。冯忠莲摹写《清明上河图》的事迹,可谓是张择端创作精神的延续。

社会安全与文人担当

张择端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社会中的交通险情。在虹桥附近,有多条漕船停靠在两个紧密相连的码头,桥上和岸边的百姓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但桥上的行人和一条逆行向上的船只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这种交通险情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暴露了当时城市规划和管理上的不足。另外,画中还有城不设防的问题,骑马的官员与坐轿的文官互不相让也表现出“文武官之争的激烈”。画面中身无分文的流民、步履蹒跚的老者、城门口的残疾人揭示着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也暗示了社会治安的脆弱性。

张择端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委婉地劝谏,暗含着他对国家社稷的隐忧,他希望能够引起当局者对问题的正视。这种艺术形式的谏言方式,既展现了张择端作为画家的社会责任感,又体现了宋代文人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取向。

结语

回望过往,《清明上河图》这类经典精品蕴含着非凡的气度。它告诫我们,艺术除了可以点缀和美化我们的生活,还能让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它的使命任务和文化内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是否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探讨关于宋代守城(画中城内城外没有重兵把守)与城池建筑问题,以及从《清明上河图》开始,持续展开关于传世名画的系列研究,形成专题式教学与科研。

参考文献

[1] 巫鸿. “经典作品”与美术史写作[J]. 艺术史研究, 2000(1): 1-10.

[2] 丁宁. 美术鉴赏[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 张著. 清明上河图跋文.

[4] 余辉.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揭秘[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5] 王伯敏. 中国绘画史[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6] 赵权利. 唐卡艺术[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7] 陈传席. 中国山水画史[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

[8] 余辉.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揭秘[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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