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石鼓文》看先秦书法艺术的演变
由《石鼓文》看先秦书法艺术的演变
《石鼓文》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是先秦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见证。从殷商甲骨文到秦代小篆，汉字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而《石鼓文》恰好处在这个演变的关键节点，上承殷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本文将通过梳理先秦文字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石鼓文》在书法艺术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初年，《石鼓文》自发现于陕西陈仓（今凤翔）之野后，著名诗人韦应物、杜甫、韩愈等皆有诗赞咏，“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争相摹其形、辨文字、识内容、考年代、证史实、品辞藻，一直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等好古之士的关注，至今仍热度不减，由此可见其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而在书法史上，被后世奉为“石刻之祖”的《石鼓文》，同样是煊赫名迹。我们知道，篆书作为古文字一般分为大篆和小篆，小篆即秦篆，是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的产物，而秦之前的文字则被笼统地称为大篆。《石鼓文》属于大篆无疑，但大、小二篆的分界线其实并不如朝代更迭那样泾谓分明，汉字的发展受历史、地域、人为诸方面的影响，而这里欲探讨先秦书法艺术的演变，上承殷周、下启周秦的《石鼓文》，在其中起着极特殊的作用。
《汧殹鼓》鼓面（局部）
当今的先秦文字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金文）、战国文字。前二者是以文字载体或书写材料命名的，时间上有交错也有平行；后者是以时代来命名的，包括金文、刻石文字、陶文、砖瓦文字、古玺文字、简帛书、缯书、泉布文字、兵器文字等，甚是复杂。甲骨文是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殷时的文字，已相当成熟且成体系。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同处一个体系，在历经273年后，商纣（帝辛）亡国，革故鼎新的周朝完整地承继了殷商的文字，甲骨文逐渐退出历史，金文成为后世得见最多的两周文字，故我们常并称殷周金文。西周历12王11代275年，金文虽有不同的风格类型，但整体相当稳定。“国人暴动”和“周召共和”后，出现了46年的“宣王中兴”，让衰微的周室恢复了部分生机，周宣王的太史籀曾作大篆。“《史籀》十五篇”，这个时期的金文如《毛公鼎》《颂鼎》《兮甲盘铭》《虢季子白盘》等，可视为最典型的籀文。
《汧殹鼓》鼓面（局部）
《汧殹鼓》
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王室衰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于周人故土，世居戎狄之间的秦开始立国。由于文化落后，秦全盘接受、承继了周之文化，这让秦文字具有浓厚的宗周色彩，依王国维之说，被称为西方秦系文字。关东诸国“不统于王”，在西周文字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地域性，被统称为东方六国文字。即使到了公元前475年“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期，东、西方文字仍然保持着双线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六国文字之间的分化更趋严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正体，也很早就注意到先秦这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于书中收有很多的重文异体，包括籀文、古文、奇字。籀文为秦系文字继承，古文被许慎认为是“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用的东方文字，奇字则是“古文而异者”。从现在发现的东方六国文字材料来看，也多可从古文、奇字中找到渊源，古文而异者这与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观点正相符合，他在文中就大量以《说文》和《三体石经》中的古文考释战国文字，并颇有所获。或鉴于六国文字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资料欠缺，王国维仅是确认了六国文字，并未对东方文字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20世纪50年代，随着材料的丰富，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将战国文字分为五个区域，即秦系、楚系、三晋、齐鲁、燕系，这才使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深入，但直至今日，战国文字研究仍属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銮车鼓》鼓面（局部）
除了分域研究，纵观东周文字，有研究者从文字学、考古学的角度，将各域中每系文字扩充到春秋，划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三个阶段，对整体梳理东周文字很有帮助，本文从之。另外，东周最大宗的金文，在王国维东、西方文字基础上，据书法风格也大致划分三大系统：一是西方秦系风格，包括秦、晋、虞、虢等国；二是北方中原风格，包括燕、魏、齐、鲁、邾、莒、杞、薛、滕、宋、卫、陈、郑等国，大致位于黄河流域；三是南方楚系风格：包括吴、越、徐等国，大致位于江淮流域。与西方秦系明显不同的是，春秋时期南方和北方的青铜器铭文都开始出现装饰化趋势，如北方的《中山王厝壶》铭文、《陈曼簠》铭文，极尽装饰之能事，南方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吴王光鉴》铭文、《王子午鼎》铭文、《越王勾践剑》铭文等，以龙凤鸟虫为装饰，线条婉曲，人称“鸟虫篆”。郭沫若曾指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末期开始的……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装饰化自然造成文字的多样性，再增以因载体不同而呈现不同风貌的其他类型文字，如玺印、泉布、简牍文字等，遂使东方六国文字更趋复杂。
《乍原鼓》鼓面（局部）
《乍原鼓》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海内后，有感“文字异形”的状况不利于政令通达，遂采纳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与秦文不符合的六国古字，又将原使用的籀文“或颇省改”后通行全国，李斯审定的文字后世称为“小篆”。文字演变本是渐进的过程，这次的“书同文”是汉字史上第一次的人为“突变”，第二次则是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目的都是对汉字进行简省与规范。“同一文字”的方式是颁行所谓的“三仓”，即李斯所作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三部字书，“以吏为师”，全国传习。标准样式传为李斯所书，秦始皇东巡时竖立的《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门》《峄山》等刻石。此外，秦统一度量衡所颁布的诏书，即诏版和权量文字，则属于小篆的具体应用，因为刻在铜板上，且字迹甚小，故显得较为草率。
《而师鼓》鼓面（局部）
《而师鼓》
上文主要梳理了春秋至秦期间东方文字发展的特点，这里再看西方秦系文字的发展，发现不论是字法还是书写风格，都明显清晰、简单，而《石鼓文》在其中占有重要角色。这里先确认《石鼓文》的立石年代，剔除先周、北魏宇文周等不靠谱之说外，主流学术多肯定“秦物”说，但具体是哪位秦公所刻却有十余种观点，如秦襄公、秦文公、秦穆公、秦灵公等，此不赘论，仅笼统地将《石鼓文》的立石年代确认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我们发现，两周800余年，《石鼓文》的时代正居其中，也正是春秋时期北方、南方文字开始地域分化之时。但秦文字自《石鼓文》之后，与秦小篆相较，除了字法繁简有殊外，笔画、体势的变化并不大，秦篆只是更为整饬、规范而已。若再上溯至殷商，我们发现，《石鼓文》与殷周甲骨、金文在字法和书法风格上虽然有差异，但变化也没有那么剧烈。而若将殷商甲骨、金文与秦小篆对比，其间的“大、小”差异之大不啻霄壤。由此说明《石鼓文》既能上承殷周甲、金、籀文之变，又可下启秦篆整饬严谨之风，堪称战国时期文字讹乱纷繁莫测之际的定海神针，也是两周汉字发展剧变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代表着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正脉，这或是《石鼓文》对我们理解先秦书法风格的最大价值。
《吾车鼓》
1.从承续籀文角度来看。籀文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而得名，虽为教“国子”之用，却也可视为西周晚期对文字的一次梳理，反映了殷商、西周文字的演变。我们将之前的文字与西周晚期的金文相较，发现宣王时期的金文在字法上异体逐渐减少，虽然金文结构上的随势生形、错落有致、字无定形的特点仍然存在，但整体已趋于整饬、稳定。变化主要体现在笔法上。我们知道，甲骨文笔画多呈丰中锐末（即两头细、中间粗）的形态，被称作“波磔体”，如武丁时期于石牛下颌上所刻“后辛”（图1）二字，这在同期的金文也很常见，如《司母戊鼎》铭文、《四祀邲其卣》铭文等。西周初期金文又出现首重尾轻的形态，如《大盂鼎》（图2）铭文的横画。至西周晚期，金文的笔画逐渐趋于粗细一致、圆首圆尾，与秦代标准小篆“玉箸体”的差异不在粗细变化上，主要体现在笔画倾斜角度和行笔的稳定性上。如《不簋》（图3），据称是西周晚期的秦器，记述了秦庄公与其兄伯氏奉周王之命讨伐玁狁之事，我们可以看到，其笔画基本“玉箸化”了。
图1“后辛
图2《 大盂鼎》局部
春秋早期的青铜器有秦武公时期的《秦公钟》《秦公镈》，铭文精美严整，直接继承了西周晚期的金文风格，与《虢季子白盘》极为相似，唯线条略显柔细。春秋中晚期时有《秦公簋》，民国初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县，郭沫若考为秦景公时期，可以感到随着国力的提升，与前二器的圆熟遒婉相比，更有一种拗折刚劲和勇武豪迈之风。此后直至战国中期秦孝公以前，几未见秦金文，原只有《石鼓文》可作参考，1986年《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出土，与《秦公簋》《石鼓文》很是接近。一般从整体及字形发展上看，《石鼓文》近于籀文且繁复之字的比例高于《石磬文字》，《石磬文字》近于小篆的形体比例高于《石鼓文》，故多认为《石鼓文》应略早于《石磬文字》而稍晚于《秦公簋》。总之，《石磬文字》为《石鼓文》的年代提供相当明确的证据。
图3《不 簋》局部
《不 簋》
2.从开启小篆的角度来看。《石鼓文》后还有宋代摹刻的《诅楚文》传世，与《石鼓文》字形也很接近，但明显要晚一些，因无原物，此不赘述。战国中后期至秦代的秦国金文多为小品，如兵器、权量、虎符、编钟等，其中著者有《商鞅方升》以及《秦杜虎符》《高奴权》《新郪兵符》等，尤其是《商鞅方升》（图4），外壁四面环刻铭文，从内容上看是秦孝公18年（前344）的标准量器，秦统一后又加刻《二十六年诏书》，由原来的“重泉”改发到“临”地使用。我们对比上面相差120多年的刻铭，原刻明显线条圆润，凿刻较精，而底部和右壁加刻部分，则稍方折率意一些，但二者基本没有违和感。这期间秦国器物有明确纪年的还有大约20件兵器，这些器物上的铭文，基本上也是小篆，只有少数形体是籀文的孑遗，个别的字甚至已有隶书的写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小篆在战国时期已是秦国通行的文字，小篆是从籀文演变来的，与战国时期六国的文字并行，一直稳定发展，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后期，也出现了《青川木牍》（秦武公二年、四年即前309、307）、《睡虎地秦简》这类保留篆意较多的“古隶书”，它们的规范化程度也很高，比混乱且奇诡的六国文字进步许多。这说明“书同文”是秦国一贯推行的政策，秦统一后只不过在全国范围内再次重申而已。
图4《商鞅方升》
安思远藏本
3.这里选取西周宣王时期能够反映籀文面貌的《虢季子白盘》《墙盘》，以及春秋早期《秦公钟》、中期《秦公簋》，再选取与《石鼓文》先后的《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以及秦《泰山》等标准小篆，置《石鼓文》于中间，以典型字例进行对比，可从中感受到《石鼓文》对籀文的继承、对小篆的开启，以及《石鼓文》在先秦书法艺术的演变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见表1）
其实，还可从一个“不”字的体势变化来体会大篆向小篆的演变，如图6，“不”字的斜画逐渐平直圆滑，字形逐渐对称，各笔画的间距逐渐均衡，而《石鼓文》正处于这一变化的中部。
表一
图6
我们以《石鼓文》的视角阐述先秦文字和书法的演变，能明显感受到《石鼓文》承继了西周以来汉字发展的正脉，并将这一趋势延续到秦朝的建立，为汉字的继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这里并非说东方六国文字是汉字发展的“异类”，这个“弯路”让六国文字具备了较强的区域性特征，也让当今的篆书取法与创作更具多样性。但作为社会沟通的工具，文字有一定地域特色是可以的，却不能影响到社会交流，战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字趋同性仍是主流。郭沫若认为春秋以后“列国文字虽略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晋，南至徐吴，东自齐邾，西至秦鄀，构思既同，用韵亦一。中国自东迁而后，确已有‘书同文，行同伦’之实际，统一于秦，势所必然矣”，诚然。最终最规范且异体较少，能代表宗周风格的秦系文字统一了汉字，应该是大势所趋，《石鼓文》正代表了这一趋势。
《銮车鼓》鼓面（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