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视野看三星堆文化的形成
从宏观视野看三星堆文化的形成
三星堆文化作为中国古文明的重要代表，其独特的青铜器和神秘的文物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从1987年首次震惊世界的发现至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不断深入，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历史。本文将从人类迁徙和文化交互的角度，探讨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李水城教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讲座
10月18日，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了“名人大讲堂”收官之讲，主题为《人类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李水城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从更宏大的视野探讨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人类迁徙与文化交互
李水城教授首先将视野拉回到旧石器时代，介绍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夏娃理论”，以及人类进入直立人阶段后开始的走出非洲的迁徙活动。基于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进展，他指出，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常态，迁徙不仅带来了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还促进了物质文化的发展。
接着，李水城教授将视角转向国内中原地区，讲述了仰韶文化向西北扩张的迁徙浪潮如何与自西而来的外来文化发生碰撞，最终导致前“丝绸之路”的诞生。同时，另一支人群沿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进入岷江上游，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向西南地区扩散，凿通了中国西北-西南这条重要的历史大通道。
古蜀文明的孕育
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随着仰韶文化的南下，不仅开通了青藏高原东麓这条历史大通道，还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连接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曙光。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都平原发现了九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李水城教授通过这些重大考古发现，谈到了他对宝墩文化来源的看法。他认为，宝墩文化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和后继的马家窑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哨棚嘴文化。东西两个不同方向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后，带来了陶器制作技术，与原来生活在这里、不会制作陶器的土著结合，促成了宝墩文化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孕育阶段，至三星堆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相同的陶盉、陶觚和兽面纹镶嵌铜牌，显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有一部分受到陕西南部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受到长江中游的文化影响。至于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器物，则是三星堆文化先民的独特创造。
李水城教授引用了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上世纪80年代的观点：“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又是东南亚的龙头。”这段话至今对于巴蜀文明的重要性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结语
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揭示出长江上游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充分展现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早期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文原文来自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