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写完史记？

司马迁为什么写完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巨著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家族使命、个人际遇、时代背景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

一、家族使命与史官传承

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动机首先源于家族使命。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毕生致力于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但因病早逝未能完成。临终前，他嘱托司马迁“续吾祖业”，强调“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这一家族使命成为司马迁修史的原始动力。司马氏家族自周代起便担任史官，司马迁视修史为延续祖先职业与精神血脉的必然选择。

此外，作为汉代的史官，司马迁自觉肩负着史官的职责。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他以儒家“立言不朽”为内核，认为史官需“述往事，思来者”。他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总结历史规律，又融入个人对天道与人道的思考。

二、个人际遇与精神觉醒

司马迁个人的遭遇也深刻影响了他撰写《史记》的决心。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为完成《史记》，他选择以宫刑代死，忍受身心双重痛苦。这一遭遇使其心态从“润色鸿业”转向“发愤著书”，借历史书写宣泄郁结，与周文王、孔子等先贤的逆境创作精神共鸣。他在《报任安书》中坦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将《史记》视为超越生死的精神寄托。

在游历与修史过程中，司马迁还发现，许多底层人物（如刺客、游侠、商贾）的事迹因缺乏“青云之士”提携而被历史湮没。他打破传统史书仅记载帝王将相的框架，为伯夷、颜渊等小人物立传，赋予《史记》“实录”精神与人文关怀。

三、时代机遇与学术积累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文化政策相对开放，为修史提供了文献基础（如废除“挟书律”）。司马迁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接触皇家藏书与档案，结合早年游历全国（如考察大禹治水遗迹、屈原沉江处）的见闻，形成贯通三千年的历史视野。

在学术方面，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儒家）、孔安国（古文经学），兼通道家、阴阳家学说，其思想兼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道家的批判性。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也为他提供了分析历史的哲学框架。

四、《史记》的历史定位与创新

司马迁突破《春秋》编年体局限，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既展现历史脉络，又突出人物个性。例如《货殖列传》记录经济民生，《游侠列传》颂扬民间道义，拓展了史学范畴。

在写作手法上，司马迁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如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又肯定其开疆功绩。这种客观笔法使《史记》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感染力，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多重动因的合力

司马迁完成《史记》是家族使命、个人苦难、时代机遇交织的结果。他既为完成父亲遗愿而忍辱，又因宫刑之痛升华出历史批判精神；既受儒家立言传统驱动，又以创新笔法赋予史学人文温度。这种复杂动机使《史记》超越单纯的历史记录，成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