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何以双输？
皇权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何以双输？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皇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揭示了这种合作关系如何走向崩溃。作者杜赞奇通过分析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揭示了这种双输结局的根源，并提出了将国家机器扎根于基层的解决方案。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 杜赞奇，出品方:思库。
我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有这样一条概括——“皇权不下县”。皇权对于广大的基层农村往往只有名义上的统辖权，因此，皇权与乡村社会的“法统”，在事实上是一种合作关系。而此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一合作模式的崩溃与乡村社会的转型。
将皇权与地方“法统”的关系称为合作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地位的平等，乡村无法从根本上对国家进行反抗，但是，乡村以集体的共同利益为纽带，长期地处于与皇权的博弈之中，国家仰仗着地方乡绅完成其基本职能——税收，而地方乡绅的地位也需要国家的认可，因此，两者间的合作关系，实则是地方乡绅“统.战价值”的表现。
这种合作的形式，以盈利型和保护型的经纪模式进行表现，然而，作者指出，这一模式走向了双输的结局。在作者看来，导致这一结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权力的内卷化。
所谓内卷化，指的是在外部威胁下，国家以扩张经纪统治的方式，加大了对于乡村的盘剥。在旧有的经纪模式下，乡村精英同时扮演着“剥削者”与“保护人”的双重身份，而伴随着内卷化的加剧，使得保护型的经纪模式退出了乡村，换而言之，需要对下负责的“保护人”身份不再存在，仅剩只需对上负责的“剥削者”。
而盈利型经纪中的受益人，是一个难以被控制的地方群体，他们没有保护集体利益的意愿，而是在榨取利益的同时不择手段地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地位，取代了旧精英的位置以后，土豪劣绅附着于国家机器之上，同时损害着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与底层利益，以此中饱私囊。
从宏观角度来看，双输是其中各方追求自我利益MAX化的必然结局，而解决的方案，便是将国家机器扎根于基层，实现双方利益的绑定。这一结论，对于当下想来也能有所启发。
作者杜赞奇，孔飞力的门生，芝加哥大学知名汉学家，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该书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作品。该书属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四辑之一。这一辑主要都是中国乡村研究，其他书籍可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