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作为爱国诗人，他视杜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了杜甫诗歌风格
陆游：作为爱国诗人，他视杜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了杜甫诗歌风格
陆游和杜甫，一位是南宋四大诗人之首，一位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虽然相隔近五百年，但都以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著称。陆游不仅将杜甫视为榜样，更在继承杜甫诗歌风格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本文将深入探讨陆游如何在诗歌创作中体现杜甫的影响，并分析他在继承中创新的独特之处。
衔接盛唐与中唐的“诗圣”杜甫与南宋四大诗人之首的陆游同属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反映了民生疾苦，充满了仁民爱物的情怀。二人均在历经官场或干谒失败后仍然在创作中矢志不渝地书写着体恤民生和砥砺忠义。
南宋时，陆游便常与杜甫类比，陆游的好友杨万里在《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中便赞扬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与陆游友善的刘应时在《读放翁剑南集》一诗中直接说“放翁前身少陵老”。
可见，杜甫与陆游不仅一生际遇相似，从诗歌的主题到艺术也有众多相近之处，而陆游又在汲取杜甫诗歌养分的基础上深化了杜甫忧国忧民诗篇的文化价值。
陆游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致意与解读
陆游存诗9000多首，涉猎范围广泛，举凡日常生活的饮酒高歌、登高眺望、书斋闲情、乡村小景都被他摄取到诗中，其中不乏涉及杜甫的诗篇。
陆游对唐代诗人杜甫极为崇敬，一生写过不少仰慕杜甫、歌颂杜甫的诗。他曾在《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中说:“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陆游有直抒胸臆的《读杜诗》、两首《李杜诗》等诗篇。
乾道七年（1171），陆游四十六岁出任夔州通判，登上白帝楼忆及杜甫写下《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明月依旧昔贤不再，抒发了自己与杜甫一样，有生之年难以施展雄伟抱负。
1172年春，陆游由夔州去兴元府就职，途经四川阆中，拜谒锦屏山上的杜甫祠堂写下《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赞美杜甫“歌诗遍两川”的文学成就，推崇备至。
淳熙四年（1177）陆游在离开南郑回成都时在东归途中路过四川忠州赋《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陆游对杜甫晚年流落两川、壮志未酬的不幸遭遇有着十分真切的体会与感动，加之自己官职被取消、恢复中原计划落空，写杜甫不遇于世的愤怒也是诗人自身不平之气的发泄，这些都让陆游对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除上述诗篇外，陆游还写了《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偶成》《感旧六首》中也提到了“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可以说，晚年闲居的陆游，‘蹉跎悲枥骥，感会失云龙’，人生失意，杜诗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可见，杜甫以其爱国忧世之心成为陆游的异代知音。
杜甫三十五岁时困守长安十年，经历“安史之乱”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历经人生辛酸；南宋的陆游则与之有着相同的个人坎坷遭遇，他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于偏安一隅的南宋，民族的矛盾、家庭的流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其格外苦闷。
这些相同的生活经历使杜甫与陆游二人更多地看到了底层人民所承受的社会苦难，同时在二人的诗歌中皆记载或痛斥了统治者沉湎声色，谋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真实面貌。
继而二人诗歌中均呈现了由悲慨满怀喷薄而出的仁者之心，这则源于他们共同而深厚的儒家涵养。儒家思想中仁爱善良、悯时伤乱、推己及人的强烈责任感，被杜甫乃至陆游奉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并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陆游与杜甫一样同出生于有着深厚儒学传统的家庭，自幼刻苦读经，从儒家经典中汲取进德修身的养料。他三十七岁时上书给宰相陈康伯，自称“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
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曾评价杜甫：“少陵，天下士也。”而陆游同样立志出仕，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尽管落榜他还是在《夜读兵书》中写“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
《书叹》中他写道：“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和卜邻。”可见杜甫与陆游人生目标即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做辅佐明主、有功于社会的政治家。
当仁慈的胸怀与崇高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伟大的爱国之心时，杜甫与陆游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便闪耀出辉煌的光彩。
杜甫一生在汲汲求仕，陆游一生也在疾呼抗敌复国，入蜀从军又被弹劾罢官，他们始终在用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要求自己，以施展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为人生终极的为目标。
陆游除却对杜甫诗歌博大精神思想内涵的继承之外，更沉吟熟读杜诗并烂熟于心，有意钻研并模仿杜诗创作手法，甚而至于直接化用杜甫诗句，如《春兴》。
陆游“尊杜”根源与自成一家
陆游与“江西诗派”渊源深刻，他曾师从曾几、吕本中并服膺终生，其中曾几以“江西诗派”继承者自居，而吕本中则是“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曾、吕二人的爱国情操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曾几回赠陆游的诗中便有“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而陆游为其老师曾几写《曾文公墓志铭》一文，大加赞赏其为官有道、不惧权威、鞠躬尽瘁的人格品质，很显然曾几忧国忧民、正义凛然的高贵情操使陆游印象深刻，继而渗透其诗歌中。
众所周知，“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杜诗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经验深刻影响了诗派的成员，诗派之宗黄庭坚于《潘子真诗话》中有云：“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实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
可见，杜甫的心系国家安危、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情操必然会使江西诗派乃至于之后师从“江西诗派”的陆游崇仰而仿效。
陆游早年便曾仿效黄庭坚、吕本中等江西诗人的风格，除却从其父陆宰那里耳濡目染的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的爱国思想外，也离不开曾、吕二人。
所以，他崇尚杜甫，将杜诗的爱国主义结合南宋社会现实发扬光大便不足为奇。只有对杜诗忧愤深广、心系家国诗意内涵的体悟与改进，才使陆游成为一位卓立千古的伟大爱国诗人。
陆游虽然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中汲取了营养，继承了“江西诗派”推崇杜甫忧国念时的主调，但他毕竟以艺术个性和才力摆脱了“江西诗派”的牢笼而与之分道扬镳，他的诗歌语言明朗瑰丽，情调奔放磊落，从戎巴蜀之后境界大变，这一点在《示子遹》中便有表达。
陆游四十八岁才从汉中入蜀，从戎巴蜀，陆游希望自己建功立业，驱除鞑虏，他内心澎湃、壮怀英气，再加之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激发，豪肆奔放的诗风与杜甫深沉复杂、潜气内转的沉郁之风迥然不同。
杜诗并无大量直抒胸臆的诗句，而是展示广阔细微、形象生动的场景画面，写出生活原态，因而具有了“诗史”的性质。
他以时事写乐府，以乐府传时事，“三吏三别”组诗，《北征》《兵车行》《羌村三首》等均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揭示历史真实中彰显伟大的人道主义，感怆之情并未喷薄而出。
而陆游并未如此，他的诗较少具体铺叙和细致刻画，故事性薄弱，多把显示内容高度浓缩到一首诗中，甚至一首诗的一两句中，来抒发其主观感受，他如《书愤》中表达的自己志难酬、空度岁月。
随后在他写的《关山月》中，只用十二句便写了将军权贵、戍边战士和中原百姓三类人，用典型事物而非故事性叙述来表达感情。
《溪上作》中“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敌效孤忠”，“非一事”指宗泽被黄潜善排挤，岳飞被秦桧陷害，本应适合拿来铺陈的事件也一笔带过。
究其原因在于其所处的黑暗时代，陆游两次因主张抗金而被罢职免官，1178年，五十四岁的陆游回到家乡山阴写了《沁园春·孤鹤归飞》，词中有云“躲尽危机，消残壮志”而对时事刻意回避。
这种非夹叙夹议，非叙事性取胜，而是用典型事物来概括现实的风格恰好印证了宋诗以意胜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
陆游在继承杜甫史诗描写的同时又兼具了李白的飘逸豪放而自成一家。
入蜀之初，他便做七古七篇，以雄奇浪漫的想象而著称，他想象南宋已尽收失地，国势再次复兴，敌人已震慑拜服，中华声威如太阳般东升，即便是之后老病僵卧之时，也把壮志豪情借梦境一吐为快等等。
“梦”在陆游诗歌中反复出现。他坚持夙志，在梦境中抒发早日收复山河的报国壮志，也在梦境中暂时得到放松与解脱。
然而陆游的豪放与李白的洒脱截然不同，偏安一隅的南宋始终无法与盛唐气象相提并论，李白的游侠的神仙气度也是陆游无法企及的，李白歌罢掉头径去，陆游曲终却无法摆脱一“悲”字——与杜甫诗词相仿。
小结
除了继承，陆游在杜甫的境界上还有提升，从诗歌内涵的角度看，陆游并未仅仅只停留于对现实的无奈，如面对南宋命运扼腕叹息而束手无策时，他在诗歌中反复强调自己要亲自上阵杀敌“拥马横戈”“手枭逆贼”“上马击狂胡”等。
这样的诗句在杜甫诗集中是找不到的。杜甫是一个文人，并未亲自上阵杀敌平定叛乱，而陆游既是一个文人又曾投身军旅，他习文练武、洒脱不羁，洋溢着英雄气概。
陆游诗词中积极抗金、收复失地并亲临战场、以梦寄意的主题早已超出了后人所说的“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与儒家明哲保身经略的范畴。
他并未满足于杜甫对历史现实与底层人民生活艰辛全景式展示，他对南宋统治者苟安国策的批判尖锐而痛心，对朝野大臣、主和派不作为、士气不振的现实毫无保留余地严词痛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陆游大大提升了杜甫“以身许国、忧国忧民”为本质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为爱国主义注入了一股刚烈之气。
同时陆游继承了杜甫忠君意识中爱国的积极思想，他与杜甫一样对农民生活的艰辛有近距离的观察与切身体会，忧国与忧民是紧密相连的。总之，陆游爱国主义诗歌创作从文化意义上对杜甫诗歌有所扩展与提高，这也是他对爱国主义诗歌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