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的政策效应与优化方向

提振消费的政策效应与优化方向

2024年，中国消费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如何准确理解消费变动趋势，把握消费结构变化，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消费放缓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正确理解消费变动趋势

国际经验显示，一国经济越是发达，该国消费贡献率和占比就越高。如果该国最终消费贡献率能稳定在60%以上，就标志着已经开始迈向消费型社会，重要标志就是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70%。但要注意的是，这个60%、70%只是结果层面上的判断标准，从原因上看，支撑70%消费占比的能力才是消费型社会形成的根源，即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创造了更高的财富和收入。

在此基本前提下，当该国经济进入成熟发达阶段后，经济增长动力就转向消费拉动主导，生产供应端严格服从消费需求端，呈现出供求关系精准匹配的一体化发展特征。此时，相对于政府消费而言，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越高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越强，经济迈入发达阶段就越稳固，充分体现出微观主体对发达经济体高生产力、高水平收入、完善社保制度和强抗风险能力的正向预期。

近年来，消费在推动我国GDP增长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按支出法构成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13年的51.4%上升到2023年的55.7%，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也由2013年35.6%提高到2023年39.2%，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由2013年15.8%上升到2023年16.5%。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的居民消费占比不断提高，但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比如，美国作为消费驱动型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高且稳定，20世纪的60年代已经达到60%，80至90年代继续提升至 60%至70%，2022年为68.8%，远高于其他经济体。而且同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日本，自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就业环境恶化、少子老龄化加剧，政府通过引导扩大内需，实现了新的消费增长，居民消费支出并未显著下降，而是呈缓和上升态势，2021年消费占日本GDP比重达75.25%，其中居民消费占比达53.83%。

在消费作用稳定性和支撑能力方面，2023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量贡献率创下了历史高点，一时高达82.5%。但2024年消费却仅拉动了经济增长速度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不足50%，也低于疫情前水平。尽管数据结果仍然表明消费依旧是经济增长关键变量，但上下过大的波动幅度说明消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固性不佳。而且从支撑消费能力的生产侧来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与发达成熟经济体尚有不小的距离。比如，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

由此可见，通过一国消费贡献率和消费占比来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实现跃迁，进而理解消费的地位，是非常粗糙和草率的依据。正确的做法是需要根据该国经济结构特征、消费者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等进行综合判断。直到目前，我国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深入发展阶段，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为27%，是服务经济主导美国的2.5倍，几乎占到了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左右。虽然部分国内发达城市已经实现域内服务经济主导，但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全国工业化总体进程，其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仍然高强度依赖全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健性和推进速度。正是因此，社会各界不必过度担心单一年份的居民消费增速放缓，需要把关注点转到思考引起消费增速变化的原因以及如何更好地优化消费结构，为更好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好应对。

消费增速放缓与地区分化

认识上明确了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聚焦2024年全国消费的变化趋势以及地区间的变动特征。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社零总额同比增长3.5%，增长速度大幅低于往年。其中，在消费品类方面，大类消费和可选消费下降速度明显，刚性消费占比增长。在地区消费方面，城镇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乡村消费，一线城市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二、三线城市。在业态经营方面，许多商家经营压力剧增，只有低价供应企业还能存活，但经营意愿不断下滑。结合这些变化，2024年我国消费规模收缩和结构分化态势日趋显著，充分体现出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消费的“意外”失速，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24年11月，北京、上海两地社零总额分别同比跌至-14.1%、-13.5%，与全国增长3%的趋势背道而驰，而诸如武汉、成都、重庆、南京等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则全面超过全国社零增速水平。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北上广深作为全国一线的经济中心城市，2024年全年消费增速整体表现较为疲软，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全国形势的担忧。

如何看待京沪消费增速的变化？究竟是短期偶发还是长期变化新趋势？这关系到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及未来的空间选择问题。我们认为，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消费趋势出现分化，根本原因在于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差异化的地区经济结构对外部形势以及国内调控政策的不同反应，这里既有外部因素如一些国家打压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外向型经济地区的更大影响，也有内部因素如特定行业的调控政策对产业结构分布密度不同地区作用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消费增长速度的地区数值分化不具有空间可比性。具体来说，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京沪居民持有房产占比高，居民杠杆率、家庭资产负债率都很高，房地产行业的震荡将更大程度削弱居民的预期财产性收入。同样道理，金融、地产以及外资总部企业等高收入行业高度集中于京沪地区，这些行业一旦遭遇严厉调整，就可能对两地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产生很大影响。比如，2024年前三季度，京沪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2%，在全国各省市收入增长中垫底。在此形势下，京沪两地居民家庭收入预期继续不佳，两地消费支出下降难以避免。

消费规模减速≠消费结构降级

在探讨消费增速放缓问题时，有观点认为这是发达地区进入理性消费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即使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发达国家或城市消费变化历程中，居民消费都会经历从大众化、同质化到差异化直到理性化的转变。比如，发达经济体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理性消费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如美国Coach、MK等“轻奢”品牌和日本“无印良品”等简约消费代表。尤其是日本在“低欲望社会”阶段中，新的消费行业和结构性机遇开始涌现，如居民消费习惯更趋于“本土化”和“简约化”，催生了本土消费品牌（如护肤品、小家电、生活用品等）和新的消费业态（如便利店、药妆店）的诞生。要注意的是，低欲望社会背景下的理性消费阶段，可能会带来消费增长速度的下降，但不必然推论出消费占比的大幅度下降。

事实上，在经济高增长时代，收入和消费预期上升，消费活动呈现整体上行扩张趋势。当经济增长和收入预期下降时，消费动力转弱，供需关系发生扭转，消费者主权意识强化，消费趋于保守。因此，一线城市消费规模减速不应视为消费群体理性消费的回归，而应将其判断为收入预期下降后的本能“省钱”。我们要注意到，与经济发展阶段跃迁带来的消费理性化转变不同，在收入增长放缓预期下，消费者衡量“非必要”商品的价值尺度收紧，人们更加注重商品实用性和性价比。与传统物质消费相比，当前社会虽然也更加注重精神满足和个性表达，而且消费日益成为寄托生活方式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结构必然呈现低价化的极化发展趋势。

以上海降速最大的“烧的商品”为例，2024年同比下降了8.9%。虽然不排除新能源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替代引发对燃油消费降低的原因，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降速接近2022年的同比降速水平，而2022年却遭受着疫情的重大影响。因此，“烧的商品”消费大幅下降虽然仍存在新能源汽车的因素，但降幅如此之大则无法排除经济预期减弱和市民活动半径收缩带来的影响。其实，如果排除消费心理因素后，上海真正进入了低欲望理性消费的高级发展阶段，也并不会影响人们必要消费的降低。或许人们在传统吃穿用领域更注重性价比，但并不意味着排斥高品质生活的合理需求，也不必然推论出大都市地区自驾车需求及其带来的汽油消费等大幅超常规的缩减。

当然，随着用户需求迈向品质化、多样化并更加细分，制造业将出现服务化趋势，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产品+服务”，附加值和利润更多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加工制造。如1992年至2001年，美国资本品出口额增长将近一倍，占美国出口额比重从28.5%增至31.9%，而中间品出口份额从17.7%降至15.9%。此外，绿色低碳、健康医疗等产业也获得加快发展，如日本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发展出丰富多样的适老产品产业链和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行业，深耕“银发经济”。

基于上述思考，将当前一线城市消费下滑简单视为消费降级并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有失偏颇的。从引起当前消费放缓的根本原因来看，消费需求升级与消费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正在加剧，这恰恰是导致消费“伪”降级的主要原因。此时，消费市场及其服务为了迎合消费者的低价需要，大肆开展“内卷式”竞争，出现了低价同质化供给趋势。如果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迟早将带来更大的消费需求和商品供给的不匹配，应给予高度重视。

扩消费优结构须供需两侧联动

在“增长放缓、预期转弱”的背景下，要让消费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只着眼于消费规模的短期提振，还要结合人口发展趋势、产业基础、区域差异等情况综合判断消费变化的内在机理，做出长远战略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不在于政策力度大小，而是能否抓住核心问题对症下药。

（一）加强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通过重建信心提升消费意愿。当前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组合拳，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实际消费能力，提升民众消费意愿。2025年伊始，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已先后出台提振消费的各项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我们认为，在中央政策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因城施策力度，比如在财政二次分配、支出结构上下功夫，要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的目标导向。一方面需要依据财政分配制度，适当提高养老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精准施策提高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如由财政承接部分企业或个人养老社保缴费等税前扣除成本，或对企业薪酬支出的增量部分推出奖补政策；此外，各地应认真研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优化方案、如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综合所得税率优惠试点、推出对多孩家庭的税收优惠等，降低有房贷有孩家庭的综合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家庭居民切实减负增收。

（二）加大财政支出投入，加快激活消费需求。在2024年消费券、家电补贴政策带来增量刺激效应基础上，2025年仍将加快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此，一方面要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合理安排投向和重点。执行中，要合理安排债券发行，加快资金预算下达，及时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优化补贴申报流程、健全回收利用体系，引导撬动更多大宗消费，让消费者获得更多实惠。另一方面，针对消费产品生产和服务企业，应顺应大众消费理性化和务实化趋势，深刻认识消费决策模式和购买习惯重构引发的消费市场变化，深入研究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构建细分消费者群体画像，如面向年轻人的即时零售、直播电商、情绪价值消费等新业态，面向老年群体的生态休闲、健康医疗，线下互动体验等银发消费节点，构建特色鲜明的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定制化和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注重提升消费空间环境品质和服务便利。

（三）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消费产业供给端升级。在数字技术席卷下，我国零售业态正在从此前单一标准化模式向多样个性化模式转变。在业态发展方面，个性化消费、服务性消费、文化娱乐消费，老龄化伴生的健康医养类消费都是未来新的增长点。因此，政府层面要加强对消费类产业出台的引导政策，可以考虑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更多银行信贷和社会投资，积极支持新兴消费服务类产业发展，为业态升级和技术进步营造良好环境，引导消费行业关注国产替代机会、扶持本土品牌建设。在行业层面上，要积极把握并购重组等政策机遇，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主业补缺或跨界转型，提高消费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做好转型调整、品牌升级，盘活低效资产，提升长期竞争力。在企业层面，应加强对消费者的深入服务和研究，紧扣目标消费群体实际需求，深耕上下游供应链，重视商品运营能力，提高选品能力和业态创新。线上消费平台应围绕渠道效率提升、经营壁垒优化，实现规模天花板的打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

总的来说，要保持长久的消费力，离不开繁荣的消费市场，背后涉及经济增长、收入扩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服务优化等多种因素。正是因为要兼顾的外在影响因素众多，所以让消费长期发挥增长引擎作用还需深入思考、综合施策。重点在于，只有从根本上化解发展预期、收入预期不足的问题，进而努力打造符合消费变化趋势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消费生态，才能切实提高消费增长的长期动能，激发出持久的商业活力，内生出强大的消费爆发力。

本文原文来自金融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