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根，还是出走？年轻乡镇教师的异地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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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创作中心

生根，还是出走？年轻乡镇教师的异地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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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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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与少子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乡镇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批乡镇学校逐步消失，教育系统“神经末梢”里的个体——乡镇学生与乡镇教师，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对于只身在异地任教的年轻教师而言，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境和选择。

“看看我们班吧，三个学生，一个老师，拖布三把，笤帚三把，篮球三个，一个班长，一个学委，一个劳动委员……”随着视频中的镜头移动，专属于“师徒四人”的小学教室显露了全貌：整洁明亮的空间，全套多媒体设备，墙面上贴有值日表、班级守则、课程表等全套材料，后黑板上绘有五彩斑斓的黑板报……硬件一应俱全，只是仅有的三个学生和一个老师让教室显得格外空旷。

王博与他的三个学生（受访者供图）

这间教室位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大孤山镇的杏木小学的“教学平房”里，这里是00后班主任王博与班里三个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平日王博包班教学，同时负责三名学生的语文、数学以及手工、体育等学科，“师徒四人”形影不离，关系紧密。

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35万所，比上年减少5645所，下降3.79%。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6.60万个，比上年减少10924个。

城镇化与少子化形势下，大批乡镇学校逐步消失的数据背后，是教育系统“神经末梢”里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乡镇学生与乡镇教师。而对于只身在异地任教的年轻教师而言，诸多困境中还需叠加上“漂泊”这一层。是落地生根还是转身出走？当最初教书育人的热情与种种琐碎迎头相撞，现实的大山筑起了属于年轻异地乡镇教师的“围城”，如何突出重围，为自己找寻出路？这成为这些年轻人日思夜想的课题。

师徒四人

由于所在村子的村小被撤销，王博在童年时只能进城上寄宿学校。这段苦涩的经历，使得他早早就在自己的生涯规划里列下：“希望村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有学校”。2021年，作为公费师范生毕业后，他按教育部要求定向入职了距家百余公里的杏木小学。对于早已适应城市生活的王博，与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初见是一个震撼：这所边远村小的教师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只有两排“教学平房”，学生更是少得可怜，他从一位老教师手中接手的二年级只有三个学生。

“当我知道自己班级只有三个孩子，脑袋‘嗡’的一下。”与周围人“学生少则工作轻松”的理解不同，王博发现“教三个学生比教三十个学生难得多”。一方面他发现自己的任务从教学扩展到了帮学生修钢笔、找东西等一切琐碎小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村小学生中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更加困难，光是学生不写作业就曾让王博几度崩溃：“一到过年或者国庆节，只要家里大人忙点就不写作业了，学的知识根本落实不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真觉得好难啊。”

所幸，通过请教老教师和家访等手段，王博渐渐稳住了阵脚，并在不断磨合中摸索出了与三位学生的相处之道：“三个学生里面，肖剑轩看着挺淘气的，但是面对很多事的时候会不自信，这样的话就得陪他玩，他体育好，可以从体育里建立自信。张旭因为是家里老二，所以有一点点娇生惯养，对于他就是需要多给一点耐心，值日的时候我也会手把手教他。然后像班长李昕桐，她是小女孩，还是家里老大，就有种早当家的感觉，但是她的心思特别细腻，那我就没事送她点小礼物，找她谈谈话，多给她一点关爱。”

而在维护日常的学习秩序方面，王博借鉴老教师经验，在三位徒弟间建立起了积分机制：“写完作业了加分，没写作业扣分。然后我自己掏钱给准备一些小奖品，比如说你分多了，你可以用这个积分换好吃的，换文具，换书本，然后就这么延续一段时间，后边不写作业的情况逐渐就减少了。”

在学习前辈经验之外，王博也在为三位徒弟积极创新课程形式。“在学数学里面‘米’的概念的时候，我当时领他们拿着小米尺把整个操场的长度、宽度全给量出来了，量完之后他们对一米有多长的印象就很深。”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反馈更是让王博充满成就感：“当时他们下课的时候就说，‘老师这节课怎么这么快，我还没上够。’”

在教学之外，王博怀着自己童年没有得到足够记录的遗憾，在哔哩哔哩上注册了一个名为“东北00后班主任”的账号，拍摄起了“师徒四人”相处的日常。“这是我们班‘才子’，出门带尾巴不关门，我说你把门关上啊，结果直接把门锁上了……”“来看看我们班自习课吧，三个人三样活，有练书法的，有写作业的，还有欠一堆‘饥荒’没还的……”视频里的王博集东北人的幽默感和00后老师的独特画风于一身，他用学校的取暖设备为学生烤地瓜，带着学生买雪糕、堆雪人、打雪仗，还带领从未走出过县城的学生们踏上了前往长春的游学之旅，每一件日常琐事在他的镜头下都妙趣横生。如今，他的账号已经有了近万粉丝，并收获了557.3万播放量，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个山沟里独属于“师徒四人”的特殊班级。

“现在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都会去城里，还留在村里的孩子真的很难。”已在杏木小学工作了两年的王博仍然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如今，三位徒弟在他的帮助下确立了或是当老师或是考军校的理想，成绩也较王博接手班级之初有了明显进步，师徒四人的村小日常还在持续更新。

“大城市人那么多，不缺我一个。”王博如是说道。

异地乡镇，双重困境

王博主动留驻村小的选择显然不能代表所有人。在杏木小学之外，还有许多年轻的异地乡镇老师正挣扎在“适应现实”的泥潭之中。

如今，乡村学校老师大致可分为在编教师和特岗教师两类。前者是有工龄和编制的教师，他们多在乡镇长期工作，有的老教师还会一直等到安稳退休，后者则起源于中央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通过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逐步解决农村地区师资力量薄弱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特岗教师服务期为3年，并且国家鼓励特岗教师聘期结束后继续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如果乡镇学校仍然招不够老师还会招代课老师顶上缺口。对于通过招教或是特岗招聘上岸异地乡镇学校的年轻老师来说，他们打破了考编圈内“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的潜在原则，却发现这之后的异地工作、乡镇生活以及老师这一职业本身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都让他们承受的压力层层加码。

在河南安阳水冶镇第一实验学校任职的姜珊珊对此深有体会。1995年出生的她因生育辞去了在家乡濮阳的私立学校代课体育老师的工作，又在产后复工，重新参加招教，今年刚刚上岸距家近百公里的安阳市水冶镇体育教师岗位。虽成功重返职场，但是这份工作注定不会轻松，“我来回跑确实挺不方便的，因为孩子的原因，家里面也多多少少有点矛盾，”入职四个月，不合预期的工作量与薪资更加剧了她的纠结：“我之前在私立学校每周12节课，但是在这个学校我需要教一个年级六个班，每周18节课，学校摊下来的杂活也比较多。工资拿到手大约是两千块，比我原来的私立学校还少点。”

“六点去看早操”、“十点去查寝”等硬性规定，是社交平台上许多年轻乡镇教师所抱怨的普遍现状。处于聚光灯之外的乡镇和农村学校往往面临着复杂的经费和人员限制，年轻教师也因此需要处理更多学校摊派的“杂事”。 “现在除了教学以外我们还需要迎接不同的检查，把各种资料整理成册，收集各种照片，这些工作都需要放到课后去做。”与姜珊珊同处一所学校的刘星因自己担任班主任对此多有体会，“但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你不接受也不现实。”

除却杂事众多，对于刘星而言，乡镇学生有别于城市的学习生态更是一个让她头疼的问题。与城市家长在教育方面时常过度焦虑不同，乡镇学生的家长更容易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在农村的话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属于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并且现在单亲家庭也比较多，”刘星如是说道，“这就要求老师更主动地去跟学生家长沟通，需要在家校共建方面倾注更多的时间精力。”与她相隔千里的王博同样有这样的感触，三位徒弟中的肖剑轩便因父母离异而常年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感觉这个小男孩稍微封闭一点，他有点不自信可能也与家庭环境有关，你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领着他成长。”

刘星的班级日常（受访者供图）

对于身处异地的年轻乡镇教师，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非常容易加剧自身的“内耗循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家里边多多少少会有事吧，”谈及内耗，姜珊珊感到最有共鸣之处还是家庭方面，“我就是每周才回去一次，我们学校正常是 15：50 就放学，其他时间我就在这一直耗着。要是离家近一点的话，放学之后家里边的孩子也能照顾，在这儿我真是力不从心。”

异地乡镇教师自身难以得到成长、社交网络缺位、缺少精神激励和薪资保障等多重失意，都可能成为他们陷入自我怀疑的动因，而女教师们往往又更容易受到家庭的牵绊。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乡镇女教师互愈俱乐部”的群聊中，大批在异地乡镇“一月两千，无亲无故”的年轻女老师徘徊在出走与否的艰难选择中。“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压力会非常大，因为要适应的东西太多，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孤零零地来这里，”群里一位刚“上岸”异地教师编，却称已“尝到后悔滋味”的老师说，“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又不想让你的父母担心，就可能连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都没有，心理状态很容易出问题。”

在来自内部外部的重重压力下，有的人如王博般趟过了艰难适应期走向自洽，但是也有人在循环往复的精神内耗中陷入情绪黑洞，并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