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后发疯被人嘲笑至今，但你可知他后来官职有多高？
范进中举后发疯被人嘲笑至今，但你可知他后来官职有多高？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可谓经典中的经典。54岁的老儒生范进，中举后欢喜到疯癫的举止，百年来令无数读者啼笑皆非。而更让人感到惊叹的，是范进中举之后的仕途与人生。
在经历了漫长的科举之路后，年过半百的范进终于迎来了他的“事业巅峰”。守孝期满后，他不仅高中进士，更是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最终，他被任命为了山东学道。
学道又称学政，是一个极具声望和权力的官职。类比当下，范进就相当于担任了一个省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而在清代，学道的地位和影响力甚至远超过了如今的教育厅厅长。这个职位的正式名称是“提督学政”，虽然本身没有固定的品级，但选拔标准极为严格。通常来说，只有翰林院中的精英，如编修、侍读、侍讲等，才有资格被任命为学政。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学政一职不仅权力大，还常被视为通向更高官位的跳板。许多历史上的名臣，如纪晓岚、张之洞等，都曾担任过提督学政，他们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在清代的官职体系中，提督学政这一职位不仅代表着辉煌的前途，也是一个令人垂涎的“肥缺”。作为一省教育和科举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提督学政的职权范围广泛，他们负责监督和指导全省的教育工作，包括文武科场的选拔与管理。他们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众多士子的功名与未来。一纸批文，就能决定无数学子的命运，这份权力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在那个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热衷于科举与功名的时代，竞争相当激烈，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想要走捷径的考生。而讨好贿赂当地学政，便是捷径的第一步。有了这种人的存在，学政徇私舞弊现象不绝，“财路”自然也就源源不断。对于范进这样一个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中举之后的转变，无疑是一次命运的逆袭。从一个被人嘲笑、生活困顿的落魄书生，成为手握重权、名利双收的提督学政，范进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个书生在历经苦读后终于功成名就，这正是封建社会中，无数读书人渴望实现的梦想。因此《范进中举》的故事，初看似乎是一出“逆袭”的喜剧，打脸的“爽文”。
然而，在喜剧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悲剧的内核。范进为何喜极而疯？周围人的态度因何发生大反转？范进又如何能迅速地游走于复杂的官场？极尽夸张与讽刺的情节，其中所体现的是世态冷暖、人性复杂，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而吴敬梓在叙述这些情节时，并未直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相反，他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将解读与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范进的形象是复杂而深刻的，他是那个时代无数追逐功名的卑微读书人的缩影。在范进中举之前的几十年人生中，科举就是他生活的重心所在。他一生都在考学，考了二十几年，将所有希望都投注于科举。中举前，范进家境极度贫困，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家里揭不开锅，母亲和妻子都快吃不上饭了，穷到“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的地步。而他则依然执着于科举，即便没有盘缠，被丈人骂得狗血喷头，都无法阻挡他去参加乡试的脚步。
“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这就是范进的心声。他可以忍受生活的艰难、丈人的责骂、乡邻的冷眼，但唯有科举，是他无法放弃的。当得知自己乡试高中时，范进喜极而疯的表现，就是他对热衷于科举与功名的真实写照。几十年的努力，所有的辛酸，在这一刻似乎都得到了回报。他一生追求的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这种巨大的冲击让他无法自持，最终导致了他的疯癫。
而范进一朝中举，鱼跃龙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仕途贵人周进。在《范进中举》中，周进是范进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看到范进的年纪，便感同身受地想到了自己读书到晚年才得中的辛酸经历。于是，这位视范进为知己的周学道，将范进的卷子反复看了三遍，评价也从“怪不得不进学”转为了“天地间之至文”。
那么，范进真实的学问水平如何呢？能顺利中举又中进士，可见范进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然而这“真才实学”，指的是对付科考八股文的本事。后来范进官至山东学道，他的真实水平就暴露无疑了。当幕客开玩笑似的提起宋代文学家苏轼时，范进竟然对其一无所知。为人“老实”的范学道，甚至还误以为苏轼是本朝的考生，说了句“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么一个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竟然是掌管山东教育的学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便是吴敬梓刻画的，从科举中诞生的庸才，以及刻板教条的教育与选拔制度。
除了学识与能力，更让人感到悲哀的，还有范进的品性。范进读书，单纯是为了追求功名和利益，做官之后，就更是功利。还未正式上任之前，他就开始收取别人的钱财房屋等贿赂。父母去世，按照当时的丁忧制度，官员应当辞官回乡，为父母守孝。而范进在母亲去世后，却跟着张乡绅到汤县官那里“打秋风”，捞好处。范进嘴上说要守孝要遵守礼节，可在宴席上却摆起了架子，连餐具都要挑剔。一边说着守孝要吃素，一边却又燕窝虾丸毫不顾忌。一个原本迂腐懦弱的底层知识分子，还未做官就变成了虚伪做作的举人老爷，到了官场更是曲意逢迎，应对自如。而这样的转变在当时的社会中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可见封建科举对人心的腐蚀。
科举考试作为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其影响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氛围下，功名、仕途成为了读书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牺牲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和人格尊严。而被这种价值观念毒害最深的受害者，必然是那些寒窗苦读数十载的学子们。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以科举成功、入仕做官为人生最高荣誉的思想，他们的努力和才华都被限制在了追求功名的框架之内。
除了范进以外，他的贵人周进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周进一生致力于科举考试，却屡遭失败，直到六十多岁高龄了，还只是一个童生。周进所承受的物质贫困和精神上的屈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周进曾有一个学生，考取功名之后非但没有感激恩师，反而点了一本“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戏来讽刺周进。这样一个不重礼节孝悌，甚至在道德上有缺失的人，却能获得功名。可见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不合理，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缺失。
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读书人划分为两个极端：考中的，跻身社会上层，成为人上人，享受荣誉和权力；未能考中的，便要遭受旁人的轻视和践踏。对于那些一生都在追求功名却始终未能如愿的人来说，科举之路的艰难和残酷是难以言喻的。求而不得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甚至导致精神崩溃。
周进参观贡院时，想到自己大半生不得志的辛酸，以及一直以来忍受的侮辱，竟然发疯撞墙。他在众人面前丑态百出，放声哭诉自己一生的苦难。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行为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悲凉和无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是有学识的读书人，但只要未能考取功名，那么社会地位可能连商贩走卒都不如。
周进和范进，一个因屡试不中而悲伤至极，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则因得中举人，欢喜到发狂。最终，周进通过捐纳获得监生资格，考中举人，从此平步青云。范进则是靠着主考官的同情，从人人看不起的底层知识分子，一跃成为了官老爷。这种辛酸而又荒谬的人生际遇，正是封建科举制度下，许多穷苦读书人命运的缩影。而封建科举制度对人心的腐蚀影响深远，不仅科考之人深受其害，普通百姓也难逃其荼毒。这一点，从众人对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转变中可见一斑。
在范进中举之前，岳父胡屠夫对他的评价极低。在胡屠夫眼中，范进是一个只能靠他养活的无用之人，是“烂忠厚没用的人”。然而当范进中举后，胡屠夫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他开始称范进为“贤婿老爷”，又夸赞范进的才学品貌。“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有了功名官爵在身，就连样貌都能改变。何其讽刺！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统治阶层推崇的官方哲学，被当作是规范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而科举考试，与其说是为朝廷选拔人才，不如说更重要的作用是牢笼志士。八股文的格式和内容有严格的规定，要求考生在写作时遵循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不允许有太多的创新和个人见解。读书人为了获得功名，必然会遵照八股考试的内容来学习，变得刻板教条，并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统治阶级。
考官在批阅八股文时，也同样受到限制。他们必须依照朱熹等理学大师的观点来评价文章，不敢有任何违背和创新。朝廷就是这样通过八股取士的制度，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特定的框架和模式之中。让他们陷入八股文的牢笼，将精力都花在钻营章句上。这样一来，读书人安定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稳定了。
吴敬梓出生于官宦世家，遭受过科举考试的挫折，也懂得其中的艰辛。家中遭贬后他穷困潦倒，更是看透了世态炎凉。这些经历，使他对封建科举制度有了深刻的反思。他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制度是如何引诱和束缚读书人，使他们为了追求功名而丧失自我、扭曲灵魂的。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以自己的经历和周围人的生活遭遇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范进便是其中“假儒生”的代表，是那些渴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缩影。他无法认清八股取士之弊，一心要以科举入仕。因此在数十年的科举生涯中，范进处处屈从，逆来顺受，最终变得迂腐懦弱。而考取功名后，他深知官场规则，立刻又露出了虚伪、圆滑的一面。这样的变化，正是当时社会现实和科举制度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吴敬梓对范进的刻画，既有讽刺和批判，却也不乏同情和怜悯。因为他明白，像范进这样的读书人，其实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科举制度曾被视为选拔人才最公正的途径，却也逐渐变得僵化腐朽，最终成为了束缚读书人思想的桎梏。范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几十年的辛酸和屈辱，以及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牺牲。可更多的儒生，他们没有那么幸运，往往是耗费了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却一无所获。读《儒林外史》，读的是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科考仕林的故事，是讽刺与批判。而真正让读者共情的，却是这些故事背后难以言表的无奈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