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汉唐时期皇帝宗庙制度的发展演变和影响
探析汉唐时期皇帝宗庙制度的发展演变和影响
宗庙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制之一，它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更承载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内涵。从西周到汉唐，宗庙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如何体现儒家思想的影响？本文将为您详细解析汉唐时期皇帝宗庙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深远影响。
祭祀祖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生活传统，而皇帝宗庙则是古人进行对祖先的祭祀与追忆的礼制性场所，其起源于西周，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形制与规模。
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对于宗庙制度的影响日益深刻，使得宗庙承载了儒家学派所需要的政治哲学的内容，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
同时因为汉唐时期所处时代背景不断变动，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皇帝宗庙制度也在发生改变。
探究汉唐时期的皇帝宗庙制度的具体内容，对于更正确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起源
祭祀祖先是我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曲礼》写道：
“君子将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可以看出宗庙在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祖先崇拜寄托了我国人们封建朴素的生死观，认为亲人即使故去，但灵魂永存不灭，因此子女需要像生前一般继续恭敬地侍奉父母、祖先，以尽孝道。
宗庙制度则是古代传统祭祀礼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蕴含了古代的政治思想及伦理道德的内涵。
古代帝王家作为上层阶级的统治者，不论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贯彻，还是出于巩固政治、笼络民心的目的，都会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操办祭祀之事，皇帝宗庙制度自然也是古代祭祀典礼中的代表。
要了解汉唐宗庙制度，就要从其发源的背景入手，从而了解其根本的文化内涵与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宗庙能够得以在古代普遍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始终处于发展状态，这与中国古代坚定的祖先崇拜观念是分不开的。
首先，在远古社会，受限于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人们缺乏对于自然变化的科学认识，因此将自然灾害的原因归结于一种无法抵抗的神秘力量。
并且将无法理解的梦境认为是灵魂暂时离开躯体进行活动的现象，也就是灵魂能够独立于躯体而存在。
所以人们相信死去的先人的灵魂依旧存在，对于后代的生活仍会产生影响，这就是先祖有灵观念的核心。
《诗·大雅·文王》中记载：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降跋，在帝左右。”
也就是说周人认为故去的先王仍存在于天国，庄严地辅佐着天帝。
人们一方面担心灵魂对自己是否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进而恭敬而畏惧地行事，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祖先的力量保佑现生的人得发展，因此便产生了具有种种规范与禁忌的祭祀风俗活动。
其次，中国古代的氏族血缘关系也是形成祖先崇拜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周时代开始，由于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战争动乱不断，使得社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关系不受社会阶级动荡的影响，反而日益强化，始终延续，成为了社会组织中最基础而牢固的组成单位。
因此中国的祖先崇拜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得以在古代的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都持续发挥了相当罕见的重要作用。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中，宗庙不仅是用来举办仪式，祭奠先祖的宗教性场所，同时也是集合宗族成员，进行群体性活动，处理家族事务的固定场所。
一致的先祖所形成的血缘上的亲近关系是宗族内部互相团结互助的重要前提，个人的荣辱被与整个家族的兴旺所紧密关联在一起，因此祖先祭祀活动也成为了塑造家族荣誉感，团结家族成员的必要活动。
最后，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农耕文明传统也对祖先祭祀的持续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本，鼓励农耕，客观上使得农民世代定居于一片较为固定的土地之上，并遵循着自然的规律长期从事耕作。
这种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使得先祖与后人间存在着共同的经验纽带，强化了农民对于故乡的依赖眷恋之情，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的落叶归根的情思。
由上可见，古代社会迷信的灵魂学说，血缘关系纽带与固定生活空间的农耕文明，共同塑造了经久不衰的祖先崇拜观念。
这种宗教性的信仰是封建帝王社会的主要信仰形式，使得宗庙得以与政治经济相关联，成为了凝聚国家权力的宗教与政治的中心。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汉唐皇帝宗庙制度演变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大关键时期。
在经历了秦统一后“焚书坑儒”的暴政后，西汉在制度上虽大致上承袭秦朝，但思想哲学领域却有所松动。
儒家学派在吸取其他学派经验的基础上，又将目光着眼于如何将儒家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上，逐渐受到汉代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
汉武帝时期更是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确立了儒家思想学派在封建帝制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西汉初，虽然大体上承袭秦制，采用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将统治者自身所熟悉的民间习俗编制于国家礼仪制度当中，因此使得此时的宗庙制度与儒家典藉所记载的有关三代天子的宗庙礼仪制度有着差异。
如皇帝宗庙的庙数不仅局限于秦二世所确立的“七庙”制度，也不仅仅将宗庙建在作为京师的长安，而是拥有着更为频繁的祭祀次数与繁杂的祭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