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中国需增加绿色电力份额，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成为电力低碳化新抓手
邹骥：中国需增加绿色电力份额，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成为电力低碳化新抓手
能源转型正将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根据全球能源智库Ember的最新报告，2023年，得益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量的增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2023年电力行业的排放量很可能达到峰值——这是能源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作为中国能源发展长期的关注者、研究者，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近期在与IMF前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的交流中对中国和全球能源转型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增长新动能
邹骥认为，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新技术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进入21世纪后，生命科学、AI技术等更广泛的新技术出现，新的技术革命成果提供了新的支撑，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较高增长率。
现在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斯特恩曾在其主持《斯特恩报告》的时候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变成了一种需求，我们需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这个需求配合上新一轮以低碳能源革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风光能源、储能、电动车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低碳转型变革已经露出端倪了。
在未来几十年里，这场变革将带来新的增长动能。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什么？房地产、汽车、钢铁，这些还会作为一定的增量动力存在，但它们的份额会下降。不过未来这些传统产业会更新换代升级，服务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直接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同时还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例如，房子不仅仅是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还有性质功能的问题。未来房子的功能不仅仅是居住，它可以是“虚拟电厂”。那些低矮的可以装屋顶光伏的房子，可以通过太阳能发电，例如工业园区的厂房、农村都市圈周围的房子等，研究估算中国还有100多亿平米这类的房子。另外，新建的房子也可以直接建成“虚拟电厂”。
在电动汽车领域，现在正在发展“车和电网的互动”（V2G），大量的电动汽车变成储能装置。中国现在电动汽车保有量是2000多万辆，一年新增900多万辆，产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可预见的几年之内，中国很快达到上亿辆的电动汽车保有量，而且大量集中在大都市发达地区，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电力系统的组成部分，变成一个大的“充电宝”。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未来10年甚至于20年，增长的动能是存在的。
电力系统转型
电力，尤其是在中国，有着重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在于经济发展，一方面在于减缓气候变化。因此，中国的煤炭使用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中国55%的煤用于发电。随着工业和房地产业碳排放份额的减少，电力部门的份额在上升。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势头，中国的发电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非化石燃料的份额，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和水电。这些非化石能源占了发电量的 30%以上，同时这个份额还在继续增加，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
减少化石燃料发电、提高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可再生能源从华北和华西地区输送到华东地区，因为华东地区是能源消费中心，尤其是电力消费中心；另一种方法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分布式发电，这样电力从生产到消费的传输距离短得多，传输成本也低得多。
随着太阳能电池板效率的提高，以及沿海地区海上风电的发展，产生的发电量可能会更大，有可能超过2800吉瓦。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潜力是非常巨大的。然而，中国目前绿色电力占的份额仅为16%到18%，与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总用电量50%相比，还有超过30%的差距。当然两国背景情况不同，但要缩小这个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改革和完善电力市场结构。
此外，当面对“碳中和”目标的要求，我们会发现即使绿色电力份额占到50%也是不够的。德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电力结构，从现在开始进行研发，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中国需要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对于能源的供应和消费来说，都是效率更有优势的方法，而支持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的电网构成，也是对现在集中式电网面临的技术瓶颈的突破。这是中国电力行业的一个新的主题，这些改革将会非常有针对性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绿色低碳产业投资
全世界都认为，向碳中和的转型是可以成为增长的驱动力的，投资是促成这些增长动能成型的重点。现在的问题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投资应该去到什么方向、以及如何引导投资流向这些重点领域或行业？此前，我们支持开展了一些研究，发现了新的绿色经济环境的四个主要领域。
第一是能源转型。通过未来10年整合建立省与省之间、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互联互通，这占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部分。
这将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投资和转型，包括扩大采购。最近通过研究也确定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链，以太阳能为例，这不仅是制造商、供应方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方面的问题，也是需求方或用户方面的问题，例如住宅的储能、建筑电气化、农村家庭热泵、农业生产电气化、工业园区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是低碳城市化，包括城市交通和建筑等。这里的交通不仅仅是车辆电气化和充电桩布局的问题，还是优化整体的交通结构的问题。例如，依靠更多的海运和铁路降低碳排放，发展电气化卡车，降低运输的能源强度。建筑方面，开展分布式发电和“光储直柔”智能直流微电网构成分布式风光柔性直流供用电系统。
第三个领域是数字化。将数字化和传统高碳行业进行结合，可以极大地提高传统产业的能效，例如钢铁、水泥、化工、石化等行业。有研究显示，数字化能帮助传统产业减排10%到40%。
在 COP28，“两倍能效”的全球能效目标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十年前，中国提交的主要措施是淘汰过时的加工设备；那么未来十年，数字化可能是主要的措施，这需要采取非常大的改进措施，并审查排放。
第四个领域是先进制造业。例如，钢铁行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包括使用绿氢来做短流程钢，或者一些钢铁流程的电气化。如此一来，这些制造业还可以继续生产，但是排放却减少了很多。而同时，类似氢能这样的新燃料、新技术，还能进一步扩大其本身的产业链，这些都是新的领域。
据测算，在中国“十四五”期间，每年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能有九万亿元，这几乎是2020年房地产行业总投资的一半，和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几乎持平。
最后一点是成本。保持较低的投资成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较低的技术成本，另一种是较高的回报率。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通过很多措施让碳投资“有利可图”，这包括重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国改革的核心。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