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22 - 攘外安内：内部矛盾为何常常被优先处理？
规律22 - 攘外安内：内部矛盾为何常常被优先处理？
中国古代王朝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往往会选择"先安内"的策略。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权力斗争、外部压力和实力状况的深刻考量。
中国古代王朝当遇到内忧外患时，往往总会选择“先安内”的策略。
例如，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先“安内”以“尊王”，“尊王”而后才能“攘外”。又如北宋初年，宰相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再如明代于谦《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也提到：“臣等看议得，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齐桓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首位
那么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历史进程中均作出这样类似的选择呢？
第一，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所面临的压力更为紧迫，威胁更为直接。换句话说，如果不安内，权力和位子就没了，其他都没意义了。
汉景帝时期，匈奴外患未绝，同时面临着诸侯王日益壮大的局面。如后来带头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私自铸钱制盐，比中央的钱都多。对于汉景帝来说，诸侯才是更为直接威胁王位稳固的现实。汉景帝听取了晁错“攘夷必先安内”意见，对外继续沿用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内采取削藩令解决诸侯王，最终经过平灭“七国之乱”，稳固了自己的权力。
第二，外部压力往往实现妥协的空间更大。
对中国古代统治者来说，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游牧生活习惯决定了，他们发动的战争必然是以抢夺粮食和财富为主要目的，而非占领耕作的土地。如前文提到的匈奴，又如唐朝初年面临着的突厥民族。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当时唐朝的土地仍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中原仍充斥着割据军阀势力和农民起义军。面对东突厥的南下，李渊对东突厥始毕可汗说：“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同时通过献礼和和亲安抚突厥颉利可汗。据史料记载，当时李渊甚至向突厥称臣。
宽裕的妥协空间，换来的是唐朝与突厥的和谈，以及对内战争的迅速结束。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军终于平定四方，统一全国，开始商议反击突厥的战争。
第三，时机和实力未到，安内也是实现强内的过程。
汉朝初年面对的匈奴是一个统一的汗国，拳打东胡，脚踏大月氏，可谓真正的北方霸主。汉朝则刚经历秦末农民战争，天下初定，特别在战略物资马匹上严重不足。直到汉武帝时，汉朝才初步拥有了与匈奴对抗的实力。
李唐为关陇集团，拥有强大的骑兵，唐初军事实力相较东突厥也并不弱。图为唐太宗李世民。
唐朝初年的“弱”不在于军力，而在于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权，导致了任何对外征战的失败将放大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若前线打仗，后方夺权，战败是必然的。李世民深知这一点，便将构建稳固的统治集团作为“强内”的首要任务。
可见，当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之时，双线作战面临着实力不允许的现实。若强硬双线进行，失败便不可避免。如明末崇祯于西北流民和后金之间来回剿抚，终灭于李自成之手。
这里有三点需要指明：
首先，这条战略的使用仅限于实力无法顾及内外局面的情况，并不是意味着强调对外妥协。
其次，这条规律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着双线矛盾，对内是权力矛盾，对外则是民族矛盾。中国古代的统治集团所面临着的民族矛盾往往不会危及中原的统治，故在实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均采取暂时妥协的策略，但当内部稳定和实力提升后，均对外采取了强势的战争。
最后，这条规律告诉我们的不是一味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而是告诉人们，在面临多线威胁时，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其次要分清主次矛盾。当主要矛盾是内部矛盾时，必然是“攘外先安内”。但当外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唯一选择。
本文原文来自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