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辨 ——“知人”不易，“论世”更难
“知人论世”辨 ——“知人”不易，“论世”更难
“首先，我们来介绍作者……
下面，我们来了解时代背景……”
你是不是也这样教过？
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
让我们听听河北省黄骅市教研室陈金强老师的观点——
“知人论世”辨
——“知人”不易，“论世”更难
河北省黄骅市教研室 陈金强
（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版2014年第6期）
人们历来都爱用“文如其人”评价作者及其作品，因而“知人论世”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品评文学作品的一种思维习惯。于是，“文如其人”大行其道，“知人论世”似乎成了欣赏文学作品的独门秘笈——作者的人品已成为作品的意义来源，时代背景成了解读作品的万能钥匙，文本解读被附加了许多外在的因素。其实，综观漫长的文学史，“文如其人”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或理想——虽然二者可以合二为一，但更多的时候是各自分离。因为，做人靠的是良知，做文靠的是才情。
从做人的角度看，做文是做人的一个方面，二者应当并且也能够统一起来。于是，“有德者必有其言”。比如，“善养吾浩然正气的”孟子、“九死未悔”的屈原、“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都是这样的人。因此，便有了全称判断——“文如其人”。
从做文的角度看，写文章是一种艺术活动，既可写实，也可虚构，与做人是两码事。正如元好问所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论诗绝句》）文学史上，很多文人雅士，并没有他们作品里表现的那样真诚与高尚。恃才傲物的李白，并非只是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诗人，他也热衷官场，只是后来不得已才放歌山野；“悯农诗人”李绅，并不是一个体惜百姓辛苦且生活俭朴的人，而是一个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官僚；刘禹锡也并非如他在《陋室铭》中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具有高尚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而是一个追求高官厚禄、生活奢靡的人。更有甚者，著有古代科学经典《梦溪笔谈》的沈括，为追逐名利，甚至不惜栽赃他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是何等慷慨悲壮，可其竟出自大汉奸汪精卫之口。
不仅我国的文学家如此，外国的文学家也不例外。俄国文学之父、世界文学巨匠——普希金，道德方面也存在短板——“他迷信、粗鲁、无礼，漠视周围的人和事，易冲动，以自我为中心。他喜欢赌博，喜欢决斗（当时已是一种违法行为），生活放荡，他集厚颜无耻与少见的天才于一身”（Ｔ·Ｊ·比尼恩《普希金》）。无独有偶，歌德、大仲马、卢梭、司汤达、波德莱尔等人，也都不是“文如其人”的典范。
钱钟书曾在《谈艺录》中说：“以文观人，自古所难……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世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通鉴·唐纪》中，唐太宗也这样感慨：“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知人论世”难以做到，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每一个人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再加上研究条件所限，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做到“知人”。特别是古人，因为年代久远，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真实的信息都已湮灭，流传下来的资料都是经过选择的东西，我们已经很难还原一个真实的古人。不光是古人，即便是当代作家，我们能说得清吗？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不仅流行于教师的文本解读中，而且还在教材及各类教辅书中屡见不鲜，并且被披上了“新课程改革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美丽外衣。比如，《五柳先生传》后就有这样一道研讨与练习：“这篇文章是陶渊明的自传吗？请课外查找有关资料，结合你所读过的陶渊明的诗作，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能根据作者创作的文章判定其是否是自传吗？将文本中的“我”与作者完全等同起来，显然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这种做法一定会对学生产生误导。事实上，正是由于受这种观念或意识的影响，教学中才会常常出现这样的闹剧：
【披文识人，走近老冯】
师：同学们，讲到这儿，你们想不想知道写出这么好文章的老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猜猜他的外貌、性格？请从文中找出你的依据。
生：从“挂在窗前”“扒开”“抚摸”等词看出他身材高大，从“胆子大了”一词可以看出他的脸是方正的。
生：从“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眼睛是大的。从“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明显感到冯骥才的眼睛是有神的。
师：好！老师把冯老师也给请来了。大家对比一下。
（展示冯骥才肖像图。）
师：我发现大家描述的共性特征与冯骥才本人惊人地相似……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3年第7期）
“知人论世”难以做到，还与我们“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有关——为了尽可能让名人成为完美无缺的“至尊”，其思想行为常被特意提纯，甚至整个人都被神化。
知人不易，论世是否可靠呢？
了解创作背景、探求作家创作时的处境，的确会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产生积极的意义。但是，创作背景既包括社会政治、历史事件、个人际遇，还包括由此决定或导致的作家的地位、处境以及心境等的变化。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来说，到底哪一个因素起关键作用，我们能说得清吗？面对繁杂凌乱的背景，解读文本时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其范围呢？于是，具体教学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解读者——教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欲与角度在取舍——或附会一些具体的猜测对号入座，但大多都是解读者自己的一厢情愿——准确地说，应该是在照搬某些专家的臆断。比如，有专家就这样解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作者仍旧使用明代的纪年，以示不忘故国。作者借用这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同时也用于警醒自己，开篇就敷上了一层怀旧的色彩。”张岱写作《湖心亭看雪》时，的确已经是清代，但明亡（崇祯十七年）是张岱在湖心亭看雪后十多年的事，他根本就没法用清代的年号记明代的事。让张岱用清代的年号记明代的事，不是强人所难或强加于人吗？为了拔高作者的思想，丰富文章的意蕴，不顾史实，简直到了信口雌黄的程度！
从作品的创作动机看，有的作品是作者兴会偶发，七步成章，有的作品则是作者历经多年思考后的结晶，“两句三年得”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创作经历的复杂与艰难。解读文学作品，是把背景界定在作品发表之时还是写作或思考之初，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
不仅如此，结合背景解读文本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难以找到确凿的史料进行印证——那些正统的史籍会留给作家多少创作的空间，或者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空间，因为即使是所谓的正史，也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大多数情况下解读者只能凭借传说、逸闻或野史进行发挥，或者是依靠作品题目的暗示、线索的提示、词语的象征意义等，进行无限制的猜度和想象，凭着感觉强作解人。正如葛兆光在《汉字的魔力》中所说：“尽管靠近了诗人，但依然无法重现历史的血色和心灵的生命，更何况诗人正属于最复杂多变的那一类心灵，诗歌正拥有最微妙难测的那一类情感，把背景之因与意义之果硬叠合在一起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观点。”葛兆光先生谈诗的这一说法，对教师解读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换个角度看，即使解读文本引入的背景是准确而恰当的，经过背景过滤的文本又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审视教学实践，我们时常会看到背景的机械楔入有时不但无助于作品意义的理解，反而会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地，冲淡作品的文趣与诗意，甚至是曲解作品。教学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非要与大革命失败联系起来，将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喜悦与其对接，从中求索出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然而，面对血腥的屠杀，朱自清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哀愁，而且还竟然夹杂着一种淡淡的喜悦，这又该如何理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本是一首意蕴非常丰富的诗歌，存在广阔的想象空间，可有人非要将这首诗解读为接到妻子来信后的应答。结果，诗歌丰富的意蕴被完全局限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坐实后的诗的内容的确具体了，但意味却丢失了。欣赏《春暖花开》，非得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似乎没有海子的卧轨，诗的解读便失去了方向。理解牛汉的《华南虎》，非得与十年动乱联系起来，似乎没有文革的背景，《华南虎》的主题便无法得到彰显。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解读还是遇到了麻烦：《华南虎》创作于1973年（100行左右），修改于1979年（不足五十行），该如何确定其时代背景呢？
我们经常以清醒的觉悟者自居，再三申明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可是解读文学作品时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史实”引进来，走向对“史实”的考证。
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得以流传，是因为其歌颂人性中的真善美与鞭挞社会中的假恶丑。比如，《死水》不独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诅咒、憎恨，所有的腐败政治、黑暗社会都是其诅咒的对象——这样的作品具有超越历史的意义，自然也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事实上，不局限于时代背景的解读，有时会获得更大的思想空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因远离“时代背景”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其实，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具有了完足的意义，而不是一个需要背景支撑的历史文本，其他东西的羼入，往往会破坏作品意义的建构，甚至会妨碍读者对作品的解读。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一个人吃了个鸡蛋觉得好，有必要非得去看那母鸡是甚么样吗？”
面对文本，既不要用“知人论世”去破译，也不要用自己的臆想去填充，更不要用政治的利刃去解剖，老老实实认真阅读，不夸大，不拘泥，潜心会意，我们才会步入一个五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境界。
“知人论世”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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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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