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以大别山村为例
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以大别山村为例
农村光棍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燕舞以大别山村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揭示了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地域性贫困和个体负性生命事件是导致光棍问题的主要社会障碍因素，尤其是1987-1991年间出生的男性，其光棍率高达361.9‰。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以中部某省大别山村为个案，于2019年5月2日至9日展开为期8天的驻村调查。通过深度访谈和座谈会，重点考察当地农村的光棍及其形成。研究将光棍定义为28岁及以上的未婚男子，并将光棍的出生队列划分为9个队列，以2019年为截止时间。
光棍的形态学研究
基本概况
大别山村1991年及以前出生的所有光棍总计有114人，其中，1946年及以前出生的有5人，考虑到死亡水平的抵消效应，没有将之纳入样本总量。所以，本文所收集的样本总量是109人。
从表1的数据来看，大别山村109例光棍集中分布在1966年以前出生的人口和1982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其中，尤以1987-1991年出生队列的光棍数最多，共38例，占比总体的比例高达34.86%。
光棍的分类
研究将光棍的形成原因分为“个体障碍”和“社会障碍”两大因素。其中，个体障碍包括身体障碍、心智障碍、行为障碍和性格障碍四种类型；社会障碍则主要包括地域性贫困和负性生命事件两种类型。
个体障碍与光棍形成
心智障碍
心智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是指光棍因个体自身所存在的心理或智力疾病而造成其进入适龄婚姻年龄后仍无法婚配成功的光棍类型。在大别山村全部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中，心智障碍类型是排第一位的，其占比达到全部个体障碍光棍类型的56.41%（22/39），超过了一半。
身体障碍
身体障碍所致的光棍主要是指因为身体某一器官残疾而无法婚配从而沦为光棍的类型。在大别山村全部个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中，身体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排第二位，占比为30.77%（12/39）。
行为障碍
行为障碍所致的光棍是指光棍本人的行为与社会常态的行为规范是相违背的从而导致光棍成婚困难。它集中表现在性行为取向偏差和违法犯罪方面。在大别山村有3例，占个体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7.6%（3/39），在全部光棍中，行为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2.8%（3/109）。
性格障碍
性格障碍所导致的光棍总共有2例，占大别山村个体障碍所致光棍的比例为5.1%（2/39），占全部光棍的比例为1.8%（2/109）。
社会障碍与光棍形成
负性生命事件
负性生命事件所致光棍在大别山村共有36例，占总体比例的33%（36/109），属于排序第一位的类型。一旦负性生命事件发生，就容易在光棍的生命历程中形成至关重要的弱势累积的转折点，其后的人生历程就犹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弱势累积的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就是影响到他们的婚姻。
地域性贫困
地域性贫困所致光棍在大别山村共有34例，占总体的比例为31.2%（34/109），属于排序第二位的光棍类型。但是，这种类型的最大特点是，光棍在年龄区间上呈年轻化分布。
光棍分布的常态与病态
对光棍加以研究并非是要让所有光棍都能成婚，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与自杀问题一样，我们需要区分光棍的常态分布和病态分布。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域社会中，一定数量和一定类型的光棍的产生是正常的，我们需要防止和应对的是病态的光棍分布。
从每个出生队列的总体光棍率来看，从图2可以看出，1987-1991年出生的队列，其光棍率是最高的，比例高达361.9‰。大别山村总体水平在笔者所调查的区域是属于条件相对较好的，因此，如果据此推算，这意味着该区域每1000名1987-1991年出生的男子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光棍。这批人目前大多数都还在外地务工，再过十年二十年的样子，他们大多数都会返乡。毫无疑问，如此大的数量，外出务工则会对务工地的社会秩序有巨大压力，返乡以后则会对当地社会秩序构成巨大压力。
地域性贫困、双重排斥与光棍的形成
在大别山村，当前的婚姻市场仍然是由本地婚姻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构成。在本地婚姻市场中，若要婚配成功，主要取决于三点：亲代所能提供的支持、青年男子本人的综合条件以及婚姻消费的能力。
在大别山村，能够基本满足（很难说是完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家户约占一半。这部分人基本上可以依靠本地婚姻市场完成他们的婚配，详细情况我们以1987-1991年出生队列的婚姻状况为例，见表3的数据。
从表3的数据来说，50.5%的这一出生队列的人能够在符合前述三大条件下依靠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另外49.5%的这一出生队列的男子事实上是被本地婚姻市场挤压排斥出来的。当然，在依靠全国婚姻市场婚配成功的13.3%的人中（就大别山村而言，外娶媳妇来源地主要集中于安徽、河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几个省份），有40%左右（6/14）的情况大致也是可以符合本地婚姻市场成婚要件的，或者说以他们的条件即使不在全国市场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也很有可能可以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娶到合适的女性。那么，实际上的水平可能是，能够依托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的情况约54.1%【（53+6）/105】。当然，这只是基于大别山村最精确的数字得出来的，因为大别山村差不多是该村所在镇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四个村之一，所以，就整个区域而言，完全能够依靠本地婚姻市场解决婚配问题的当在40%左右，60%的人会被本地婚姻市场挤压排斥出来。
在本地婚姻市场中被排斥出来的男性，他们中约10%-15%左右的人，最终能够依托全国婚姻市场中那些条件与之基本相当或比之还要差的地区来完成他们的婚配。剩下约2%-5%左右的会因为个体障碍而本来就无法在两种婚姻市场中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余者，最终因为地域性贫困而在全国婚姻市场中的洼地效应而被再度挤压排斥，从而即使个体条件等各方面都还尚可的情况下却也沦为了“不知不觉”的光棍。在上述背景下，在地域性贫困所致的光棍之外，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则加剧了进入适龄婚姻年龄的男性在上述两个市场中的被挤压排斥的程度。所以，我们会在实际情况中看到，1987-1991年间出生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世代，为什么会在最近10年中尤其是最近5年中快速步入光棍行列。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已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可以预想的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地域性贫困的问题终将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这需要时间。不仅需要未来的时间，就是立足当下来看，之前的很长时间段内所形成的地域性贫困所造成的社会障碍式的光棍已经形成。随着他们的年龄由而立往不惑之年转换，年龄效应本身会对他们的婚配困难形成挤压排斥。除了极少数人有可能在未来成功婚配而化解个体的困境外，作为总体意义上的光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很可能面临终身不婚的结局。因此，如何防范他们在人生的中年阶段对社会可能构成的潜在风险压力，以及如何为他们步入晚年的后的生存生活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兜底，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