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生辰与忌辰
秦始皇的生辰与忌辰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关于他的生辰与忌辰，历史文献记载简略，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历史资料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秦始皇的准确生卒年份。
《史记·秦始皇本纪》详细记载了秦始皇近半个世纪的生平，但遗憾的是，由于该书采用编年体裁，许多重大事件并未精确到具体日期。关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司马迁仅指出其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的正月，而忌辰则简略记载为七月丙寅。这种简略的描述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更激发了无尽的想象。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历史资料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揭示秦始皇的准确生卒年份。他出生于公元前259年，按照秦国历法，那正是秦昭王四十八年的元旦，而中国传统农历则将其定为壬寅年十月初一。秦始皇驾崩于公元前210年，秦朝历法记载为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农历则为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如此，秦始皇的寿命为49年8个月零21天。
目前，最早将秦始皇的生辰精确到“日”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裴骃。他在研究秦始皇的名讳时，引用了汉代大儒宋忠的观点，指出秦始皇诞生于正月元旦，因此得名“正”。这一说法在新发现的《赵正书》中也得到了印证。唐代张守节试图通过解读秦始皇的名讳来揭示其生辰，但他轻信了一个传闻，即秦始皇为避讳名“政”的发音，而将正月的“正”字读作“征”。然而，这种市井传闻并未能证实秦始皇的生辰。相反，明末清初学者黄生在《字诂》中批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指出，正月的“正”字原本就读平声，是后人误解其含义，才将之与秦始皇的名讳联系起来的。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将正月称为政月，意为“议政之月”。每年正月，秦王都会召集文武大臣共同商讨本年度的政务工作。因此，“从正之经”中的“从正”即指“从政”，“正事之常”中的“正事”也就是“政事”。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秦始皇名讳的由来。至今，秦始皇诞生于秦历正月元旦的说法仍未受到异议。据此，度阴山先生推算出秦始皇的生辰公历日期为公元前259年1月27日（详见《秦始皇：创造力统一天下》，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4月版）。
在中国古代，正月的起始时间因朝代而异。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指出：“纪年和正朔，是中国人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传统方式。孔子在《春秋》中首标正月，遵循周天子的正朔，这体现了‘《春秋》大义’的一部分。”夏朝以冬至后的第二个月为正月，商朝则以十二月为岁首，而周朝则以十一月为首。秦朝时，由于秦人以水德为王朝之德，而水德对应冬季，因此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在秦代，正月对应农历十月，七月对应农历四月，十二月则对应农历九月。直至汉武帝时期，才正式确立农历一月为正月。
关于秦始皇的忌辰，存在多种说法。其中，《大唐开元占经》引《洪范五行传》称秦始皇卒于六月二十日；李金海先生在其著作《大汉兴亡四百年》中提出秦始皇崩于七月二十日；孙皓晖先生在《大秦帝国》一书中则指出秦始皇于七月二十二日黎明时分逝世；而鹤间和幸博士在其作品《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中则认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应解读为八月丙寅（二十一日），因此秦始皇可能是在八月二十一日逝世。这些不同见解主要源于对“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
古代文献中，年份和月份常用数字来表示，而日期则采用干支纪法。在赵武灵王时期的邯郸猪山上，刻有“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的大字，这为我们提供了战国时期历法的实物证据，证明那时年份和月份已用数字表示，而日期则依旧用干支纪法。
干支纪日与数字纪日的转换，通常需要借助《中国先秦历表》等工具书，或根据朔闰表进行推演。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后，更是开始采用《日干支计算公式》进行更为精确的计算。
关于秦始皇的忌辰，存在多种说法。其中，秦始皇崩于七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提出者在认定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有丙寅日的情况下，通过工具书查找或推演得出的结果。然而，1993年在湖北省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的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历谱》却直接证明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并无丙寅日，从而结束了这一争议。该历谱显示，秦始皇三十七年是闰年，闰九月，六月有丙寅日（六月二十一日），而七月则无丙寅日。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日是赵高等人发现秦始皇驾崩的时间。据此，有人推断秦始皇可能崩于夜间。然而，这一说法并未考虑到秦历与农历的差异，以及当时华北平原的气候条件，因此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综上所述，秦始皇的忌辰应为六月丙寅（六月二十一日）后的第六十天，即八月二十一日。这一日期与鹤间和幸博士的观点相吻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秦始皇忌辰信息。
秦始皇驾崩于秦历八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的观点，是在综合考虑了华北地区的气候特点、辒辌车从沙丘至咸阳的行程时间等诸多因素后提出的。据《秦始皇本纪》记载，因天气炎热，辒辌车内散发出腐臭气味。为掩盖这一气味，赵高以皇帝名义下令车载一石鲍鱼。这里涉及到一个关于鲍鱼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商务印书馆第二版《古代汉语词典》解释“鲍”为用盐腌制的咸鱼，并引《论衡·四讳》云：“鲍鱼之肉，可谓腐矣。”而商务印书馆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则将“鲍”释为软体动物，俗称鲍鱼，同时释鲍鱼为咸鱼。由此可知，载有秦始皇的辒辌车所载的鲍鱼，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海鲜，而是沿海地区民众用盐腌制的鱼贝，经过发酵后产生特殊臭味，便于长期保存，类似于今日的罐头。这种鲍鱼应是秦始皇一行离开海边时，地方政府所献的贡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即有鲍鱼、鹿肉等贡品名称，证明秦汉时期鲍鱼已成为帝王和达官贵人们的餐桌佳肴。由于秦始皇的随员已习惯鲍鱼的味道，赵高令车载鲍鱼的举动确实能迷惑随员和沿途奏事的官员，达到“以乱其臭”的目的。从辒辌车从沙丘出发经九原至咸阳的行程来看，《秦始皇本纪》记载发车时间为七月下旬，终到时间为九月，运行时间约两个月。这与鹤间和幸博士的推测——八月丙寅后出发，闰九月到达咸阳——完全吻合。结合前文所述，秦始皇并非崩于六月，且七月并无丙寅日已得到出土文献证实，再加上《史记》所述秦始皇九月下葬等史实，笔者认为，秦始皇驾崩于秦历八月二十一日的观点应成为定论。
有学者提出，车载鲍鱼之举应是在辒辌车离开沙丘平台后的一段时间内实施的。沙丘平台，坐落于大陆泽畔，环绕着漳水，是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秦始皇驾崩时正值农历五月下旬，此时尚未进入酷暑，因此肉体在短时间内并不会腐臭。此外，沙丘平台承载着殷商旧都与赵国陪都等深厚的历史底蕴，作为此次回銮途中的一处设施完备的行宫，对秦始皇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他急匆匆从平原津赶至沙丘平台，一方面是希望借助这里的医疗条件调养身体，为接下来的出巡工作储备能量；另一方面则是想利用这里的办公条件处理出巡途中未批复的请示报告。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此正式颁布了皇位继承人的诏书。秦始皇晚年对幼子胡亥颇为偏爱，曾有过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经过此次出巡的考察，他产生了改立扶苏为太子的想法，因此才有了令扶苏回咸阳主持葬礼的“遗诏”。然而，就在他抵达沙丘平台的次日，便被人抬上了辒辌车。随后，赵高等人在篡改秦始皇遗诏的同时，为配合“遗诏”的发布，镇压北部军队并威慑驻守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决定按照既定路线从沙丘出发。他们经过恒山郡、井陉关进入太原郡，再由太原北上，经雁门、云中、九原等地，沿秦直道一路奔向咸阳。
纵观秦始皇的一生，他似乎始终与“服务”紧密相连。在他未出生时，就为追梦者们所期待；在位期间，他致力于为黔首们提供稳定与繁荣；在他未入棺材之前，又成为了冒险家们探寻的目标；而当他入土之后，他的出生地、驾崩地以及安息地更是成为了旅游观光者的热门目的地。对于他的评价，有人称赞其雄才大略，有人则批评他暴虐独裁。真正可谓“生时为民服务，死亦为人所瞻仰，功过是非，盖棺后仍有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