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又极不平凡的盐，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
普通又极不平凡的盐，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
盐，这种看似普通的调味品，却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古至今，盐不仅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更是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战略资源。在中国历史上，盐业的发展与变迁，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进步，更折射出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本文将带您穿越时空，探寻盐业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盐业与海盐
中国是世界上盐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盐乃五味之首，古称“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国之大宝”“生气之源”等。同时，在历朝历代中，盐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备受中央瞩目，由之而产生诸多的盐政法规、资源争夺、商贾传奇，甚至朝代更迭。
约在仰韶时期（前5000—前3000）中国古人已学会了煎煮海盐，而相传在山东渤海湾沿岸夙沙氏首先“煮海为盐”，开创华夏制盐历史的先河。
夏朝已有盐贡，全国划定为九州，并制定了九州贡法。九州百姓须定期向夏王朝上缴各地的特产。如《尚书·禹贡》记载，位于山东沿海的青州，食盐就是该地最为重要的贡物。商承夏制，食盐生产的规模和技术都超越了夏朝，商周时期渤海湾沿岸就有大规模的海盐生产活动。
西汉时期，全国范围的盐业生产分布格局基本成型，即西北池盐、西南井盐、东部与南部海盐。汉代朝廷在全国35处设有盐官，但整体上海盐地位不高。到唐代海盐产业快速发展，海盐产地明显增多，这是中国古代盐业生产重心的第一次大迁移，即从内陆盐产为主转移到海盐为主。
伴随古代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唐宋以后海盐的快速发展，全国盐业重心出现第二次大迁移，即从北方渤海南岸、山东沿岸的海盐产区迁移到淮河以南的南方淮浙海盐产区，这是中国古代盐业发展史的重要转变。
宋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开发加快，海盐产业逐渐规模化，盐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元代设立盐运司，管理食盐生产和销售，制盐业成为官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全国共设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9处盐运司，分辖160多处盐场，其中两淮规模最大。
明清时期产盐地遍布全国，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如《明史·食货志》概述了当时产盐区及生产方式，“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明代宋应星对盐业分类总结为六类：“凡盐产最不一，海、池、井、土、崖、砂、石，略分六种”，并认为海盐生产占主要地位，“赤县之内海卤居十之八，而其二为井池土碱，或假人力，或由天造”。
清初战乱频繁，人口凋敝，盐业生产出现极大困难，出现了产盐灶丁减少、制盐设备损坏、承销盐商流散等问题。经过清代前期的整顿与恢复，到清代中叶，全国盐业生产达到历史顶峰，特别是沿海的淮盐生产，规模庞大。
自商周到明清，中国古代盐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以内陆的井盐、池盐为主，到唐宋以后转为以海盐为主，海盐经济在中国古代盐业中占据突出地位。
沿海地区制盐历史悠久，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滩涂资源制盐。原始社会末期，沿海先民便开始“煮海为盐”。《说文解字》载：“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从山东渤海沿岸夙沙氏开始，我国“煮海为盐”的历史至少有四千多年了。
商周时期，渤海湾南岸以及山东沿海盐业生产规模更大。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海盐的地区更普遍，齐、燕、楚的海盐生产都开始见于文献记载。《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其中齐国的海盐业最发达，管子认为齐国是海洋之国，必须开发和垄断海洋资源才能富强，“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海洋盐业成为国家依赖的主要经济活动，“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可见春秋齐国海盐生产规模已相当大，可供应梁、赵、宋、卫诸国。另外，位于东部滨海的吴国盐业也颇具规模。《史记·货殖列传》云：“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汉代海盐产地主要集中在以山东沿岸为中心的北方沿海地带，共设置18个盐官，大部分在淮河以北。长江口以南只有3处，山东沿岸共12处。唐宋以后，古代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海盐经济快速发展。沿海逐渐形成了辽宁、长芦、山东、两淮（江苏淮南、淮北岸段）、两浙（上海与浙江沿海）、福建以及两广（广东、广西沿海）七大盐区。根据地理位置，又可以分为北方盐区（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淮北）、东部盐区（淮南、浙江）、南方盐区（福建、两广、海南），这些盐区所产海盐成为历代王朝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
北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所载海盐图
自唐代以后，全国已形成海盐经济重心在两淮、两淮盐业重心在淮南的整体格局。江苏海岸地区很早就有制盐活动，盐业开发长期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以废黄河为界，历史时期江苏海岸包括淮北、淮南两个盐区，统称为两淮盐区。西汉时期(前2世纪)在古射阳县（在今宝应县射阳湖镇）东部滨海地带设县，因遍地皆为煮盐亭场、运盐河道，故称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年间更名为盐城。宋代淮南包括海陵、利丰二监，管16个盐场。到明清时期，两淮盐区有23—30个盐场，分属淮南泰州、通州以及淮北海州三个分司，所产盐通称“淮盐”。清代两淮盐区产量占全国年产盐总量的33%，占盐课收入的40%—60%，其中淮南盐区盐产规模又占到两淮总数80%以上。
长江口盐业复杂多样的发展变迁图景
历史上长江口地区是一个扇形大三角洲区域，包括以扬州—镇江为顶点，北到第一代长江入海口北翼的海安，南到金山嘴之间的范围。长江口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河海交汇地带，历史上这里有大片滩涂、草荡，独特的咸潮与淡水交混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盐业资源。人们在长江口南北两岸的滩涂地带发展制盐业，长江口成为全国重要产盐地带，形成了独特的河口海岸制盐文化，延续了两千多年。
河口海岸地区的海盐生产是古代盐业比较特殊的人类活动，其生态环境存在高动态性，人类制盐活动也长期处于动态变迁之中，其中包含的景观变化是了解该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
长江三角洲北翼东濒黄海，南临长江，位于江海交汇之处。远古时代本是一片汪洋，在数千年“沧海桑田”的成陆过程中，古代通州沿岸形成了广阔的滩涂和丰富的荡草，加之气候温暖适宜，为滩涂制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宋史·食货志》谓江北淮盐之盛：“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
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化为古代长江口北岸通州地区制盐业的产生、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广阔的滨海滩涂和丰富的草荡资源。这里的沿海滩涂和沙洲一般是坡度缓降，表面平坦光洁，海拔不高，潮汐可到，因而卤气易升，适宜于构筑亭场摊灰淋卤。千百年来，为历朝历代的“流人”“游民”和“灶户”“煎丁”提供了以盐为业的用武之地。汉唐以来，历宋元明清各代，通州沿岸滩涂、沙洲一直都是淮南重要的产盐区。
海盐生产以海水为基本原料，海水盐度高低对盐产量具有重要影响。古代长江口形势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咸水控制的岸线较多，盐渍土广泛分布于南北岸诸沙洲及滩涂地带，为传统煎盐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盐土资源。
滩涂演替引发土壤淡化、荡草分布变化，适宜制盐的位置也随之变化。随着长江口不断扩张，海边滩涂不断扩大，盐业资源的分布也随之变化。在涨潮时海水不及的近海滩涂上，经过整平压实，一般就是理想的制盐场地。同时，在大片滩涂中，到处生长着高秆芦苇、獐毛草和白茅草，还有盐蒿及矮秆等杂草，是取之不尽的天然煮盐燃料。但江海交汇的动态环境导致成盐岸线存在复杂的迁移变化，沙洲的淤涨侵蚀、土壤盐度的咸淡变化，推动长江口地区历代盐产地空间分布的持续变化。
长江口地区古代产盐地主要分布在北岸与南岸沙嘴或沙洲上，形成了北岸南通与南岸上海两个历史产盐区域，宋以后长期分属两淮与两浙盐区管理。
先秦到汉唐时期，长江口地区制盐中心以北岸为主，古盐场先后分布在海陵、如皋、通州一带。宋元时期长江口地区制盐中心转为南岸，分布在南汇、奉贤一带。明清时期又重新回到北岸。
明清时期长江口盐区分布示意图
长江口盐业简史
总之，宋以后，长江口地区的江北属淮盐区，江南属浙盐区，是一个多政区、盐区的交接带。历史时期尽管一直有海盐生产，但由于长江口多变，且属于两淮与两浙两大盐区交界处，盐场分布变化十分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长江口盐业发展带来了复杂性与特殊性。
盐业史本身不只是经济史，实际上也是生态史、环境史、制度史。盐业是长江口沿岸的基础产业，航运、棉纺织、农垦等行业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汉代以来，传统的食盐专卖制度下，长江口地区灶户、制盐、运销、课赋、缉私等要素变迁纷繁复杂，内容庞杂而彼此交织。特别是宋元以后，这里长期分属淮盐与浙盐区，盐区与政区隶属沿革复杂，加上地处河口海岸的沙洲滩地坍涨多变，咸淡水交混迁移变化，导致这里的古代盐业的产运销体制、生产关系等历经迭易，也呈现了复杂多样的发展变迁图景。
作为早已消亡的人文景观，长江口地区两千多年的人类盐作史，是该地区人与自然互动、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具体反映。长江口地区长期是政区与盐区交界地带和江海交汇地带，古代盐业史是长江三角洲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上海市与江苏省、浙江省历史文化交汇的重要表现，对盐业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文化、江南地区沿海开发的历史面貌的认识，对理解长江口地区历史人文的演变、中国古代盐作文明的区域多样性与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