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何越努力灭亡的越快？
元朝为何越努力灭亡的越快？
元朝为何在努力自救的过程中反而加速了灭亡？本文通过分析元朝末年的三个主要危机：钞法败坏、河患和民变，深入剖析了元朝统治者在面对危机时的应对措施及其后果。文章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学者观点，如英国学者菲利克斯·马汀的货币理论、《元史》对脱脱的评价等，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元朝末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这首民谣道出了元朝大厦将倾时面临的三个危机：钞法败坏、河患、民变。
先说钞法，元朝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纸币，前后共发行过五版。
从忽必烈在位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此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钞法败坏不堪，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
再来说河患与民变，二者其实是一回事，互为表里。
至正四年（1344）五月，北方足足二十余日大雨，黄河暴涨，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全部绝口，平底水深竟达二丈。这次大洪水使得各地州县陷入一片泽国，百姓破家殒命者不计其数。
至正八年（1348）正月，黄河再次决口，差点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中断，河间、山东的几十个盐场也有被淹没的危险。
大运河事关元朝大都（当时首都）粮食漕运通道，盐税则是政府的经济命脉。这次洪水不仅荼毒了普通百姓，京城的达官显贵也受到影响。当时客居大都的高丽人李谷写道：
“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黄河决口、饥荒蔓延、瘟疫爆发，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水患之下大量流民得不到官府赈济。于是，黄泛区百姓“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
短短几年时间，山东、福建、湖南、浙江、辽东、山西、江西各地均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达到数百起之多。
至正九年，元顺帝顶不住压力,召回脱脱帖木儿（下称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总领国事。
- 变更钞法
脱脱上台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变更钞法，简单点说就是发行新钞，新钞价值比旧钞高一倍，两钞并行通用。
英国学者菲利克斯·马汀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体系，而这种信用体系由国家信用支撑，是货币发展的成熟阶段。
元廷货币是发行了，但没搞明白什么是信用，更不明白什么是塔西佗陷阱。
脱脱以为在改革，实际是在透支信用。变钞后，再次通货膨胀。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
没多久，老百姓舍弃交钞，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原本已经衰败的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 治河与民变
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治理水患，通常是历朝历代的头等大事，直接关乎王朝兴衰。脱脱向元顺帝举荐贾鲁治理黄河。
贾鲁是治河能臣，他对于黄河水患给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筑堤，另一个是疏导河水流向。
“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
前者用工节省，不用征调大批人力，但治标不治本。
后者则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优点是可以保障数十年水患不生。
脱脱采纳了后者，当时有大臣成遵提出反对，认为连年天灾民变，朝廷统治岌岌可危之时上马这种大工程，钱粮花费甚巨，且大量民工聚集，稍有不慎激起民变，悔之晚矣。.
其实，二人的选择站在元廷统治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成遵的建议是基于现实情况作的风险考量，而脱脱身为一国宰相作的是长远打算，治河成功便可有效遏制饥民、流民问题。
脱脱这个人《元史》对他的评价也颇高，称其
“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
这次治河，脱脱自信即便真出了问题，他也能处置应对。
但不出意外，意外果然出现了。
贾鲁亲自带领黄河南北诸路军民，开展治黄河工程，虽然最终治河成功，但白莲教教主韩山童抓住时机，派人在治河工程开工之前，凿好独眼石人埋于黄陵岗，并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揭竿而起，元末大起义爆发。
元朝这条恶龙终于迎来他命中注定的勇者们。
- 越努力越失败？
回看元朝统治者为它的覆灭不是没有努力过，但为何反而加速了王朝的崩溃呢？
元惠宗隐忍多年，与脱脱发动政变将权臣伯颜赶下台，亲政初期也算励精图治。
“图治之意甚切”
他任命脱脱为相，在脱脱辅佐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恢复科举，整饬吏治，减免赋税，开放马禁等举措，史称“脱脱更化”。
时人赞颂朝廷更化是“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脱脱“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但好景不长，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权赢者通吃的环境下，元朝上层权力斗争颇为频繁，不到一百年的寿命出了11位皇帝，一旦坐上龙椅敏感猜忌几乎是必然的。
对皇帝来说，权位稳固才是首要目标，治国反倒是其次。
别人眼里的“贤相”脱脱，在元惠宗看来却是帝位的威胁，脱脱被迫退出朝堂。
此后五年，元惠宗并未丧失图治之心，他又任用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贺惟一等人为相，并继续推行以廉政建设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派遣24名官员巡视宣抚全国各地等。
可以说，惠宗很努力，事必躬亲。
例如，凡选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让吏部出具履历，考察其贤愚，并谆谆告诫那些陛辞的地方官：
“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
惠宗还派官员巡视宣抚地方，探访民间疾苦，废除地方繁琐的规章制度，考察考核官吏，有罪的官员，四品以上停职，五品以下就地处决。
“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
惠宗这番励精图治也算是货真价实，效果如何？五年的努力，能否扭转一路向下国势呢？
答案是令人沮丧的。
当时奉使宣抚地方的官员除了苏天爵、王守诚等少数人较有政绩以外，其余反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疾苦。
不反腐还好，奉使宣抚来了，地方官员又得孝敬这些人，治理成本再次增加，反而更腐败了。
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更是流传着“九重丹语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天”、 “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等民谣。
雪上加霜的是地方接连水患不断，吏治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反而在灾荒时期变本加厉。
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乱一触即发，惠宗不得已只好召回脱脱重新为相。
- 崇祯死弯
吴思在《潜规则》里总结出一个“崇祯死弯”的理论：即统治者过高的征收率使农民造反成为合理选择，而为了养官练兵、镇压造反，统治者又需要更高的征收率，于是愈征愈反、愈反愈征、恶性循环、不可救药。
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这个死湾的谷底，就是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元朝同样无可避免的走进了“崇祯死弯”。
脱脱二次拜相后，虽耗尽国库治河成功，基本取得预期效果。
但他在没有增加准备金的情况下，为了弥补治黄河所需的资金缺口，大肆印发纸钞，造成通货膨胀，广大百姓对朝政失去了信心。
时人讥讽说：
“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乱。”
平心而论，治河的确是正能量的好事。
但是，元朝当权者并未因黄河水患而重新审视治理政策，也没有因为脱脱、贾鲁等人勉力维系元朝统治而收敛各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反而在很多方面继续“败家子”式的行径。
最终，所有在政治上的努力，不得不归于军事——派兵镇压起义军。
好在脱脱除了治国，打仗也有一手，他派兵镇压各地义军，屡战屡胜，一度使各地起义活动陷入低潮。
就在他要毕其功于一役，发大军包围高邮，围剿张士诚之时，元朝上层权斗的戏码再次上演。
一纸诏书送入军中，朝廷下令免除脱脱一切职务，命其交出兵权并流放淮安。
元军一时大乱崩溃，高邮之战是元末农民军起义的转折点，元朝政府权威一朝尽丧，从此一蹶不振。脱脱最终被流放至云南，并在后续的权斗中被矫诏饮毒酒自尽。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崇祯死弯”是无解的吗？
- 黄宗羲定律
其实，“崇祯死弯”已经是王朝垂死之前的挣扎了。王朝中期积弊丛生之时，首先会遇到“黄宗羲定律”。
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就加重一次。
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
历史学家王家范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规则；清华大学秦晖先生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明清的历史实践恰恰证明了“黄宗羲定律”的存在。
明朝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但农民所有的负担并未丝毫减少，而只是将以前所缴纳的不合法赋税合法化。
随后为应对辽东起兵的努尔哈赤，明朝又搞起了“三饷”加派，高达2000万两，百姓苦不堪言，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减税”而是“并税”，也就是说，并不是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去限制国家增税的权力，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确保财政收入。
晚清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搞出来个厘金，厘金之外还有杂税杂捐，这些都属于法外之征。据学者统计，这一时期杂税杂捐仅名目就多达2000余种。
封建王朝为保证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和权力之间的互相监督，必须维持上下相制、人浮于事的行政格局。
王朝开局时百废待兴，国家需要负担行政，宗亲，贵族等不事生产的人口相对较少，但到了中后期既得利益群体愈发庞大，改革的步履异常艰难，乃至兴一利出百弊，新的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
纵向看中国历史，官员的数量和官民比例也是持续膨胀和上升的。
据统计汉朝官员总数大约7000人，唐朝大约18000人，北宋大约34000人 ；明朝中期，官员总数已达到10万人。
如果按照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封建王朝是妥妥的榨取性制度，国家权力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并从多数民众手中剥夺财富。
缺乏有效的政治或监督机制约束，以遏制国家的榨取欲望。统治精英会为了自肥而扭曲市场，制造寻租机会，向社会攫取财富。
“崇祯死弯”、“黄宗羲定律”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体制，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跳出这一榨取性体制。
这些改革看似在努力，却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