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一个存在主义先驱的哲学探索
克尔凯郭尔：一个存在主义先驱的哲学探索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被誉为‘存在主义哲学之父’。他一生致力于探讨个体存在的意义，强调个体在面对人生、信仰和道德选择时的孤独与自由。
克尔凯郭尔反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主张哲学应关注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内心世界。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萨特，也为现代神学、心理学和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国内大众文化中，提及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人们首先会想起的大抵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若提起克尔凯郭尔，熟知的人恐怕不多。实际上，克尔凯郭尔常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维特根斯坦也曾提到“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是一位圣人。”（《文化与价值》），并将克尔凯郭尔视为直面生存与信仰问题的精神典范。
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所著的这本《心灵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不安的一生》，正是打破这种认知隔阂的桥梁。
作为一本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传记，《心灵的哲学家》在叙事上也称得上是别具匠心。作者以克尔凯郭尔的名言“生活应该向后理解，但……我们应该向前活着。”为灵感，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方式，以事件为导向，将克尔凯郭尔的一生分为三个部分展开叙述。
同时，作者从“克尔凯郭尔”的视角出发，通过兼顾文学性与学术性以保证相当叙事张力的笔触，使得传记变得更“克尔凯郭尔”。可以说这本书为读者了解这位"存在主义先驱"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入口。
既然作者以克尔凯郭尔的名言为灵感进行叙述，那作为读者又当如何理解那句名言呢？实际上这句名言和克尔凯郭尔笔下引用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典故来阐明信仰悖论是如出一辙的，即理解是回溯性的，而行动必须面向未知。
在书的第一部分《1843年5月:返程》，作者就以四个章节说明了克尔凯郭尔一生中具有争议性的四件事——提出存在问题、与雷吉娜的情感、与马腾森等黑格尔派“没有人性的伪哲学家”为敌、以亚伯拉罕之典故提出“信仰的跳跃”，这些最终都服务于作者摆出来的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最基本的存在问题：如何在世界上做一个真正的人？
而后在他的经历中，我们通过作者的行文，可以大致感受他为何与世界为敌、如何与世界为敌，并最终形成自己一套自洽的存在主义哲学的。
实际上译者在序言中对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有着精炼的总结：“这位天才的哲学思想和著述始终关注着单个个人的心灵，因为便利是外在的，而焦虑是内在的；发展是人群共享的，而忧惧是久存于‘个人’内心的；进步是抽象的，而痛苦是具体的。”
克尔凯郭尔主张哲学应聚焦于具体个体的生存境遇，强调主观经验、自由意志、选择的焦虑与孤独等存在主义核心命题。他认为应当深入探讨个人的生存问题包括孤独、恐惧、忧郁、厌烦、选择和自由等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无法用逻辑或其他世俗现实价值标准来衡量。
如今的我们总在寻找对抗焦虑与忧惧的良方，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带来的不稳定以及社会评价系统的单一性，也包括社交媒体和大数据的全景监控，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说是每个毛孔都浸透着焦虑与忧惧也不为过。而在18世纪的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忧惧乃身心健康的标志，而做人的任务就是要“学会如何忧惧”。
我想这样的论断无疑会令我们这些困在系统内的现代"牛马"难以消受，莎拉·贝克韦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中这段话，或许就是我们的嘴替：“克尔凯郭尔生来就是鞭策者。他会与同时代人争论不休，会中断个人的情感关系，基本上能让任何事情变得困难重重。”
而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简直就是一个内耗终结者，“克尔凯郭尔常常会对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思前想后，简直可以把它变成一小部世界史。他的现实感并不总能跟上他的反思专长，因而他对事实的看法往往会古怪地不合时宜或转化至畸形的程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克尔凯郭尔近乎病态的反思强度，却是他哲学思想的养分。如果说他的忧郁是由于从小受到神学的熏陶，那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思想互为因果，而他终极解决方案则是进入信仰，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超越理性和道德的限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解开人生内耗的枷锁。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对克尔凯郭尔只有概念性认知的读者，当我不自觉地带着现代批判意识去阅读这本传记时，是很容易察觉到书中部分内容经过了刻意的美化与淡化，甚至对诸多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只字不提的。
尽管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但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的关系无疑是贯穿始终的暗线。克尔凯郭尔对其他人物的不满与叫嚣，不管是黑格尔或是马腾森、海贝尔，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这些哲学家抑或文学家、剧作家的作品与观点。可对于雷吉娜本人的心境我们却不得而知。
书中所呈现的经历，几乎只是克尔凯郭尔单方面的自我剖析，而他的爱、他的苦痛、他的忧惧，以及他的所有哲学思考，似乎都源自对这段感情的不断压榨。他在这段感情中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可不是嘛，年龄与社会地位的差距注定他可以选择孤独、恐惧、忧郁、厌烦、和自由——他求婚，他解除婚约，他在痛苦和忧郁中挣扎，又享受着这份苦痛，并将这段苦痛升华为哲学，然后大声宣称雷吉娜为其著作的灵感来源。
而雷吉娜在这段关系中却未能获得任何叙事主权，她的声音与视角被彻底淹没。不过，全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由于作者对克尔凯郭尔男性中心主义的毫不掩饰，反而构成了一种另类的文本诚实。我们很容易在其中感受到厌女情绪、男性的自大，以及思想对个体的物化。而克尔凯郭尔对痛苦的升华，提出解除婚约是“信仰的一跃”，并在《恐惧与战栗》写下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信仰悖论，则完成了他作为哲学家需要帮助人们重建对生命价值理解的伟大使命。
这让我想到罗翔在《圆圈正义》里提到卢梭时对其思想与行为的割裂嗤之以鼻，因为卢梭的思想道德是高尚的，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罗翔认为“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他指出“爱‘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的不可爱。”
暂且毋论爱情的伤害，考虑到18世纪解除婚约对一个女性的打击之大，当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将退婚美化为“信仰的跃迁”时，他完美演绎了这场文人的通病。
只是将血肉苦难升华为哲学史诗的叙事策略总是百试不爽。之前在观看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后，我也曾短暂沉浸于奥本海默的人格魅力当中，只是随着时间沉淀，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不过又是一个通过浪漫化叙事来消解伦理重负的片面故事。原子弹之父的智性光芒越是璀璨，那些被蘑菇云吞噬的无辜生命便愈发模糊。
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传记，不如说是一段美化过的历史切片。但显然，时代有其局限性，我们的人生也有它的有限性。我并不想成为那个纠结于细节的不安之人，因此，我选择暂时搁置对隐瞒负面内容的不满，顺着作者的思路，从有限的文本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思考的内容。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依旧不断冲击着我们。我们似乎越来越关注自身，也渴望活出自我。然而，这种对“做自己”的追求又很容易陷入消费主义或者只是将自己嵌进主流社会评价体系后带来的幻象，让我们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思考方式。或许唯有承认“忧惧不可避免”，不再执着于摆脱负面情绪，而是坦然接受生而为人需要勇敢面对现代社会的焦虑、孤独和意义危机，我们才能真正变得坦然。
这位存在主义先驱提出的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依旧在叩问我们：如何在世界上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