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何多权相？从“委托制”到“枢机制”的历史逻辑
南宋为何多权相？从“委托制”到“枢机制”的历史逻辑
南宋时期，权相现象频发，成为影响南宋政局的重要因素。清华大学方诚峰老师在《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一书中，提出了“委托制”和“枢机制”两种君主支配模式，为理解南宋权相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说到令人唏嘘的宋朝，有一个流传的说法是“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后半句意在说明南宋外有“中兴四将”，内有“擅权宰相”，内外猜忌、互不相得。
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不过宰相权力的膨胀确实往往导致朝廷内部权力失衡，政策决策带有浓厚的个人意志色彩。此外，权相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往往打压异己，排斥忠诚能干之士，国家行政效率低下，秦桧的专权统治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图/电影《满江红》
与此同时，南宋权相的频繁出现，表明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结构性困境，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政治环境、权力分配以及历史背景的复杂语境中寻找答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诚峰老师的新作《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分析框架。
一、君主重用权相
这要从君主支配模式说起
君主重用权相，背后有着深刻的支配模式逻辑。中国古代的君主制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以一人之力治理庞大的国家。
在这里，方老师颇有创见地指出了古代君主支配国家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委托制”，二是“枢机制”。
“委托制”是在西汉时期常见的一种理想形态，君主将政务委托给宰相，宰相作为日常统治的中枢，处理国家事务。尽管秦汉时期皇帝掌握最高权力，但一般政务还是交给丞相去办，皇帝只是责成宰相。
这种模式下，君主和宰相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平等”色彩。然而，随着历史演进，特别是从东汉到晚清，委托制逐渐变得不纯粹，宰相的权力有所削弱，但这种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依然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
秦始皇和李斯，图/电影《大秦赋》
与“委托制”不同，“枢机制”在隋唐至宋代逐渐形成。君主通过“枢机”支配国家，枢机成员既是君主的亲信，也是国家事务的首领。宰相作为枢机之一，与宦官、学士、宠臣等一起协助君主。枢机制是君主支配的底色。
通过枢机制，君主能够直接掌控更多国家事务，扩大了其个人支配范围。相比于委托制中君主依赖宰相的模式，枢机制使得君主通过多个枢机系统更直接地影响政权运作。北宋后期，尤其是南宋，虽然仍以枢机制为基础，但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委托制色彩。
总结而言，“委托制”和“枢机制”是中国古代君主支配天下的两种理想模式，不是严格的官制，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下君主如何运作权力的基本类型。
二、“权相”是委托制的复兴
南宋后期政治出现了“双重委托”
方老师指出，“权相”是观察委托制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历史进入南宋，“权相”成为政治的关键词之一，更能看到相当程度委托制的复兴。
北宋时期的“权相”身上都能看到“委托制”的影子
关于南宋前期秦桧专权，学者刘子健认为，宋高宗赵构最大的需要是有一个人帮他决策和议，同时负责去执行、镇压其他的臣僚、担当不利的批评，这人便是秦桧，而高宗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权势。
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特别是13世纪初金衰蒙兴之后，宋朝边境日益陷入危局，愈演愈烈的边患又反过来深刻塑造了内政的形态。
图/纪录片《中国通史》
为了因应内外形势，南宋后期在君相委托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双重委托”的局面。双重之第一重即“君相委托”，形成所谓“权相政治”，第二重，则是在重大的军事挑战面前，权相史弥远将边事委付给江淮、京湖、四川沿边制置使，令其担负抵御外患之责形成“相阃委托”。
方老师指出，君主一宰相—制阃（也就是统领一方军事的重臣）之间的委信，可以说是南宋后期政治最大的稳定器，也把南宋的内政与对外关系联结了起来。
一旦君主取消委托、亲揽权纲，在制度上表现为二相制，则枢机制底色就尽露。但困境也随之而来——从委托制回到枢机制，意味着君主信任不再专一，有着信任危机的二相难以应对上下压力。
与此同时，南宋与蒙古愈演愈烈的战争，使得任何时候宰相都必然要把对蒙防御委托给边阃。既然如此，如何维持与阃臣的信任关系，是南宋后期宰相需要刻意经营的事业。而他们的退场都导致了朝阃信任消失，前线阃臣如断线的风筝一般，边防也陷入危机。
图/纪录片《中国通史》
其实，权相在南宋时就常被视为弊政根源，因此史弥远去世、史嵩之去位都曾被视为“更化”良机。但权相退场带来的君相信任危机、边防危机，却进一步凸显了以权相为轴心的双重委托之意义。
三、后权相时代的困境
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在南宋晚期上，出现了二相取代独相/权相的“后权相时代”。二相制似乎解决了权相专断的弊端，但实际并不如预期。
当时君主亲揽权纲，宰相被降为卑微的配合性角色，即所谓“枢机”；二相又不和，表现为彼此竞争退让。这些问题引发了士大夫对君主是否信任宰相、皇权是否分散到君主身边人的质疑，他们呼吁“二相而归于一”，希望君主给予宰相“赤心委任”，实质上是在呼吁权相的回归。
只有权相的回归、委托制的重现，才能避免枢机制下士大夫与侧近之臣同列为君主枢机的局面。因此，南宋时期不仅君主对权相依赖，士大夫也呼吁君主“委任责成”，维持权相制。
与此同时，没有了权相作为委托者，前线阃臣各自为政，不但端平恢复成为空谈，甚至引发了如襄阳兵变这样的军事灾难。
君主纯粹依靠枢机制或结合委托制以支配天下的方式具备较大弹性，委托何时出现，既取决于君主的意愿，也取决于权相的出现。
南宋后期，战争的加剧和道学的盛行，使得权相的出现不仅依赖君主信任，还必须获得军功和道学名流的推戴。像贾似道这样既有军功、又有名流推崇，并且有拥立之功的权臣，正是时势的产物，而非君主的刻意选择。
贾似道，图/电视剧《南宋传奇之蟋蟀宰相》
当权相退场，君主支配重新回到枢机制，表面上似乎摆脱了“权奸”掌控，迎来革新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南宋的多次“更化”都以失败告终。
方老师指出其原因在于，君主支配因权相离场而转向枢机制；但就宰相与边防、百司的关系而言，那个能够承担责任、掌握内外的角色仍是不可或缺的。枢机制下的宰相无法胜任这一角色。
从委托制退回枢机制，君主看似能够亲自掌控政务，但对于整个南宋的政治运行体系而言，失去了那个能够消除分歧、贯彻国是并承担后果的轴心。这一空缺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内外局势陷入混乱便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