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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代名医都有什么医学贡献?有三人被尊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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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代名医都有什么医学贡献?有三人被尊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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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可以救世,良医可以救民。作为千年古都,洛阳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汤药之祖”伊尹、“针灸鼻祖”皇甫谧……许多良医身怀岐黄技,胸藏济世心。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古代洛阳良医和他们的医学贡献。


伊尹雕像

伊尹:首创汤液,历代医家公认的“汤药之祖”

伊尹出生在伊河流域,以伊为姓,是商朝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伊尹不仅是古代名相之首,还因为“教民五味调和,创中华割烹之术,开后世饮食之河”,被奉为烹饪鼻祖,又被称为厨圣。他以烹饪之道治国的理念,也被后世效仿。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对伊尹的致敬。

中医常说,药食同源。

伊尹精通烹饪之道,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认为“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辛、苦、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那么,他用五味调和的办法来煎煮草药,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上古时期,神农曾尝百草,教人用生食草药的办法养生治病。伊尹煎煮草药制成汤剂,是在此基础上的一大进步。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有许多医书。其中,经方类医书中有一部《汤液经法》,相传就是伊尹传下来的。西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伊尹因悯生民之疾苦,创制了汤液。这种煎煮草药的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伊尹祠

历代医家公认伊尹是汤药之祖,并将他与神农相提并论。

元朝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一书中提出:“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

不仅如此,还有人将伊尹与黄帝、神农并称为医学三大圣人。

明朝医家俞弁在《续医说》中称,黄帝“原百病之起愈”,神农“辨百药之味性”,伊尹则创制了汤液,“此三圣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赞天地之生育,其有功于万世大矣”。在他看来,后世精于此道的人,都算得上是“圣人之徒”。

在洛阳嵩县纸房乡龙头村有一处伊尹祠,2008年,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伊尹祠内,有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重修时所立的石碑,青石雕凿,额身相连,虽经风雨侵蚀,但至今字迹仍依稀可见。正面碑额“重修伊尹祠记”为河南道提刑按察司按察史陈礼所题,碑文为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签事刘咸撰写。明代尚书胡滢题在祠碑上的《拜谒伊尹祠》诗刻于碑阴。

伊尹祠现有正殿五间,左为一德堂,右为三聘台,另存有道义门一座。伊尹祠建筑古朴典雅,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引众多游客来此拜谒。

“针灸鼻祖”皇甫谧著《甲乙经》:这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

皇甫谧是东汉至魏晋时人,为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曾长期生活在洛阳新安。

《晋书》里记载,因为家贫,皇甫谧下地耕田时,也会把书带在身边,抽空就读。积累多了,他便以著述为业,撰写了《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郡国志》等大批作品。曹魏时期,皇甫谧曾被举孝廉,司马昭任相国时也征召他入朝为官,他一概拒绝。乡人认为他不识时务,也怕他得罪权贵,惹祸上身,不断劝他出仕。皇甫谧不胜其扰,特意作了《释劝》等文,告诉大家不必再劝,他绝对不会踏上仕途半步。

皇甫谧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在医学界的地位,则是由《甲乙经》奠定的。这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也因此被后世誉为针灸鼻祖。

40多岁的皇甫谧饱受风痹和耳聋的困扰,苦不堪言。为了给自己治病,皇甫谧遍览医书,开始学习针灸,并以身试针。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古代医书中的针灸内容多晦涩难懂,且“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他强撑病体,选取《素问》《针经》《明堂》等医书中的精华部分,并结合自身的治疗经验,完成了《甲乙经》这一“儒者之不能及”的针灸学专著。

《甲乙经》问世后,被历代医家奉为必修教材,还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家。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对数百个穴位的介绍,还整理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唐代时,医家王焘就称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时至今日,仍有无数人从中受益。


中医脉诊

“脉祖”王叔和撰写《脉经》: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脉学专著

王叔和没有在正史中留下名字,生平、籍贯不详。但是,王叔和曾在魏晋时期担任太医令,长期生活在都城洛阳。

东汉末年,张仲景去世。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他的心血之作《伤寒杂病论》散失大半。《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南北朝时,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王叔和精通医术,且“性沉静,好著述”,在曹魏时任太医令。他四处搜求,将张仲景的书收集起来,整理后编成《伤寒论》,才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

王叔和著的《脉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脉学专著,被后世奉为圭臬,并影响到中国周边多个国家,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世人尊其为“脉祖”。

今天,人们提到中医,还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虽然强调了实践出真知,但也由此可见王叔和名气之大。

巢元方编撰《诸病源候论》: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症候的专著

《隋书》等正史中却没有巢元方的传,人们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也不清楚他祖籍何处。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了解到他的生平。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巢元方在洛阳的太医署任太医博士,后任太医令。

隋代太医署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医学教育机构,其教师被称为太医博士,最高行政长官被称为太医令。巢元方学识渊博、医术高明,深得隋炀帝信任。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巢元方奉诏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50卷,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症候的专著,在医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诸病源候论》共50卷,分67门,列症候1739论,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骨伤科疾病的病因与症候,内容十分丰富。比如,书中有大量关于外科手术的论述。比如,书中有“金伤筋骨候”,强调只有清除异物,才能促进创口愈合,如果有碎骨或其他异物未除,患者便会脓血不绝、烦痛不安,这与今天外科手术中的清创原则是一致的。

当然,《诸病源候论》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促进了后来的医学发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它:“《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外,此为最古。究其要旨,亦可云证治之津梁矣。”

张文仲著《随身备急方》:曾为大唐御医之首

张文仲,洛阳人,生卒年月不详,生活在唐高宗至唐中宗末期。他善于总结治疗经验,著《随身备急方》,为中药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张文仲青年时即以医术知名。唐高宗、武则天时为侍御医。

《新唐书》记载,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高宗李治突然“头眩不能视”——头昏眼看不见东西,情况危急。张文仲诊断后认为这是风上逆而形成的,并确诊高宗患有“风疾”(大概是高血压之类的疾病)。他立即建议用针刺头部,使之出血即可医好。武则天闻之大怒,说张文仲图谋不轨,下令将张文仲斩首。高宗认为不然,说:“侍医议疾,何罪之有?何况此刻我头疼得厉害,还是让他治吧!”张文仲立刻以针刺头,出血,高宗顿觉头疼减轻,双目也可看到东西了,大喊:“吾目明矣!”武则天自然十分高兴,连说:“天赐我也!”赐给张文仲珠宝钱物。

张文仲的医学知识广博,特别擅长“风疾”治疗。武则天下诏让他出面召集天下名医,撰写治疗“风疾”的药方。在紧张工作后,他总结出“风疾”128种,能引起疾病的“风”80种,同时开出治疗各种“风疾”的药方,认为除“脚气”“头风上气”等需不停服药外,其他“风疾”要依据病人的身体状况,在得病初期及时服药,以“风气通即可”。后来张文仲撰写药方18个,呈报武则天。这些药方在中国医疗史上独树一帜。

张文仲一生行医,勤勤恳恳,为后人留下《随身备急方》。他到晚年又担任尚药奉御一职,成为职位最高的御医。《旧唐书》载:“自则天、中宗后,诸医咸推张文仲等为首。”

由于张文仲的努力,唐代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本、朝鲜等国医学界也传诵张文仲之名,并将其著作翻译成多种语言,泽及后人。

“不是良医,胜似良医”——药方洞: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

知道吗?在龙门石窟就有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

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和古阳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洞窟,叫药方洞。

药方洞因刻有许多古代药方而闻名。千百年来,无数人曾到这里寻医问药,它毫无保留,将洞口石壁上的药方悉数献出,供人用来治疗常见疾病或疑难杂症。

药方洞高约4米、宽3米多,正壁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在药方洞的洞口石壁上,140多个药方刻得密密麻麻。从总体来看,这些药方以单方为主,绝大多数只用一两种药物,用法简便,所用药物也比较常见,如苍耳、马齿苋、猪胆、石灰等,对古人来说,得来并不费力。这些药物可制成丸、散、膏、汤等,通过内服、外洗、熏、敷等方法施治,必要时配合针灸,以收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据统计,在这些石刻药方中,用到的药物有100多种,以植物为主,也有动物、矿物等。这些看似普通的药物能治疗近40种疾病,包括疟疾、狂言乱言、呕吐反胃、喉痒、瘟疫、癌症等,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肿瘤科等。其中,有些是常见病,有些则属于现代人眼中的疑难杂症。

这些药方何时、何人所刻?目前这是一个谜。

20世纪80年代药方洞

如今,龙门药方洞已走过千余年沧桑岁月。在风雨的无情侵蚀下,刻在石壁上的药方变得残缺不全、字迹模糊。不过,从被刻在石壁上的那天起,这些药方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不少有心人将它们抄录下来,广泛传播,并称其为“龙门方”。

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这些药方就漂洋过海,流传到了日本。当时,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在他编著的《医心方》一书中,收录了“龙门方”95个。《医心方》是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丹波康赖对于收录的药方均标明出处,这为人们辨识药方洞的石刻药方提供了极大方便。

“不是良医,胜似良医”的药方洞,对传统中医药文化来说绝对是是瑰宝。

除上述之外,洛阳还有诸多杏林高手:诗豪刘禹锡著《传信方》,名医肖昆吾获皇帝御赐“大圣手”称号,军医朱崑珍随左宗棠出征西北,耳鼻喉科名医殷天章、眼科名医鲍焕章、翟泉王氏中医创始人王喜田……

郭氏正骨第四代传人郭灿若与妻子高云峰及子郭维淮(右二)

到新中国成立前,洛阳在传统医学方面打造出家喻户晓的三大品牌,它们是平乐正骨、象庄妇科和李占标膏药。


1949年,象庄秦氏妇科第七代传人秦思温(中)与长子秦震(右)、秦思恭长子秦光仁(左)在象庄村秦氏老宅大门前合影。

时易世变,如今中医落后了吗?不,中医学虽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

青蒿素治疗疟疾便是受到葛洪《肘后备急方》的重要启发。在这部医药学著作中,葛洪记载了青蒿治疟疾的方法,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一剂经典名方,贯穿古今,这便是中医的永恒魅力!


李占标膏药老店与鼓楼为邻百余年

每一味药材的背后,都饱含医者的仁心。

每一个经典方剂,都蕴含医者的传承与智慧。

传承好中医药学,就是守护好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

(原文来自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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