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彩礼不能重“利”轻“礼”
学者：彩礼不能重“利”轻“礼”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治理“天价彩礼”的措施，但部分地区彩礼仍居高不下。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从2008年开始关注彩礼问题，通过多年调查研究，揭示了彩礼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治理建议。
视觉中国供图
彩礼问题的现状与危害
在传统婚俗中，彩礼主要起到敦化男女之情、结两性之好的作用，数额并不重要。“这种行为与家庭经济能力相当，重在彰显‘仪式隆重’‘尊重彼此’。”然而近年来，彩礼逐渐呈现出重“利”轻“礼”的倾向，要价不断攀升，导致部分农村家庭成婚负担加重。
2018年，靳小怡所在课题组在山东、河北、江西、安徽、四川、甘肃等11个省（区、市）开展“百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上述11个省（区、市）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在媒人中介费、彩礼、婚礼、婚房等多项指标中，彩礼和婚房的占比最大，表现出“西部偏彩礼、东部偏婚房”的地区差异。
2023年年底，受共青团陕西省委委托，靳小怡进行“陕西省城乡青年婚恋调查”。调查发现，陕西省农村男青年婚姻总花费比2018年有明显增加，其中装修与汽车购置费占比仅次于婚房费用，80%以上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经历。
“从社会学角度，‘天价彩礼’是在私域（个人与家庭）和公共领域对女性的歧视，同时是‘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一种反映。”靳小怡说，在消费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方彩礼“要价”逐渐提高。“但‘天价彩礼’并不意味女性地位提升，也不能保证婚姻幸福，它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
彩礼问题的成因分析
“天价彩礼”背后，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是直接原因。1980年以后，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产生3000万至500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他们进入婚姻市场后，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峻，彩礼额度水涨船高。
同时，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大众消费主义、攀比心理进一步加重，高彩礼与“有面子”画上了等号。此外，城镇化、现代化重塑了农村代际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传统大家庭居住模式被改变，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先决条件，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等因素，彩礼进一步上涨，并呈现货币化趋势。
彩礼的治理建议
对于“天价彩礼”，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很多地方还提出了“零彩礼”倡议。靳小怡认为，彩礼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不建议强制性搞‘一刀切’，要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让彩礼回归到原本的作用和功能上。”
她建议，首先，要宣传倡导“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婚恋观，引导适婚青年树立“提升个人能力”“家业自己创”的奋斗观，并面向社区和中老年父母进行移风易俗观念宣传，淡化“父母责任”“养儿防老”观念，加强社会养老保障，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避免过度啃老现象。
其次，要提升中西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提高婚姻支付能力。同时，彩礼政策要与生育友好型政策对接，建立一揽子的家庭友好型政策。
彩礼多少合适？靳小怡指出，彩礼应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相匹配，没有一定的标准。“量入为出”，满足婚后基本生活需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