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归还的法律框架与历史正义的再思考

文化遗产归还的法律框架与历史正义的再思考

2024年7月24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福勒博物馆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归还仪式，向澳大利亚北领地的瓦鲁蒙古社区永久归还了20件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品。这一事件不仅是对瓦鲁蒙古社区文化遗产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对全球文化交流与历史不公正的深刻反思。

2024年7月24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24USNews美国大学排名：15）（UCLA）福勒博物馆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归还仪式，向澳大利亚北领地的瓦鲁蒙古社区（Warumungu）永久归还了20件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品。这一事件不仅是对瓦鲁蒙古社区文化遗产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对全球文化交流与历史不公正的深刻反思。此次归还的物品包括战斗棍、刀具、鞘、斧头和钩状回旋镖等，所有物品将被送往瓦鲁蒙古的Nyinkka Nyunyu艺术与文化中心，按照该社区的传统和习俗进行妥善保管。

在这场仪式上，瓦鲁蒙古的长者迈克尔·琼斯·贾姆皮金帕（Michael Jones Jampijinpa）强调了这些文物归还对他们社区的重要性，指出许多文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被博物馆所占有。福勒博物馆馆长西尔维亚·福尔尼（Silvia Forni）也在仪式上表示，博物馆有责任促进文化交流，并承认历史上的不公正。此次活动吸引了多位重要嘉宾，包括加州州参议员本·艾伦（Ben Allen）和澳大利亚驻洛杉矶总领事塔尼亚·贝内特（Tanya Bennett），他们的参与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事件的社会和文化重要性。

归还仪式的意义不仅在于物品的物理归还，更在于它所代表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正义。对于瓦鲁蒙古社区而言，这些物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他们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瓦鲁蒙古社区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历史上以其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而闻名。然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瓦鲁蒙古的文化遗产遭受了严重的掠夺和破坏。许多重要的文化物品被带走，导致社区的文化传承受到威胁。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土著文化和权利的关注加剧，博物馆在文化保护和归还方面的角色愈发重要。福勒博物馆的这一举措，正是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

在讨论这一事件的意义时，我们不能忽视澳大利亚土著文化遗产和权利的背景。尽管土著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但他们的文化和权利在历史上遭受了严重的侵害。自1788年英国殖民以来，土著人民的生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口大幅减少，土地被强行夺取。尽管一些土著人民进行了抵抗，但大多数人遭受了屠杀和社区贫困的影响。历史学家记录了至少270起土著居民的屠杀事件，政府的同化政策导致了“被盗一代”（Stolen Generations）的形成，数以万计的土著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

“被盗一代”是指在20世纪初至1970年代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制将土著儿童从其家庭中带走，送往白人家庭或机构，以“同化”他们。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包括了政府的法律支持和社会舆论的推动，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土著儿童被剥夺与其文化和家庭的联系。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统计，估计有7万至10万名土著儿童在这一政策下被带走，许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无法融入自己的文化或适应新的环境。此政策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土著社区，许多人仍在努力修复与其文化和家庭的联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遗产的归还不仅是对物品的返还，更是对土著人民身份和文化的重新确认。瓦鲁蒙古的长者们在归还仪式上提到，年轻人需要学习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一观点反映了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归还的物品将帮助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

与此同时，博物馆在文化保护和归还方面的角色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近年来，随着公众对文化遗产归还的关注增加，许多博物馆开始重新审视其藏品的来源和归属。福勒博物馆的归还活动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根据全球法律事务所Norton Rose Fulbright发布的归还指南，文化材料的归还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法律和社会正义的体现。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历史不公正的见证者。

在文化遗产归还的法律框架中，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各国的相关法律为博物馆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强调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责任。此外，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法》也为文化遗产的归还提供了法律支持，规定了对土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归还程序。这些法律框架为博物馆在归还过程中提供了指导，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例如如何确定“合法”所有者、对原产国保存文化材料能力的质疑等问题。

归还过程并非没有挑战。确定“合法”所有者的困难、对原产国保存文化材料能力的质疑、历史上合法获得文化材料的争论等问题，都是博物馆在归还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例如，某些博物馆在归还文物时，可能会面临来自原产国的法律诉讼，或是对文物归还后如何妥善保存和展示的担忧。此外，归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索赔，博物馆在归还后可能面临的藏品稀缺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博物馆在进行文化遗产归还时，需要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归还努力主要集中在将第一民族的文物归还到澳大利亚。尽管存在一些立法支持，归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邦政府的政策和私人博物馆的支持。未来，鼓励归还的方式可能包括艺术机构之间的私人协议、建立跨境资源以记录作品的来源信息以及增加公众对归还努力的关注。

总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福勒博物馆的归还仪式不仅是对瓦鲁蒙古社区文化遗产的尊重与保护，更是对全球文化交流与历史不公正的深刻反思。随着对土著文化和权利的关注加剧，博物馆在文化保护和归还方面的角色愈发重要。通过这样的归还活动，我们不仅能够恢复历史的正义，也能够促进跨国沟通、和解和文化产业的公正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