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贷新政：债务驱动下的狂欢与结构性困局
消费贷新政：债务驱动下的狂欢与结构性困局
在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的关键节点，消费贷新政的落地，如同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当金融机构把消费贷利率压低至30%以下，这场以居民部门加杠杆为核心的经济突围战，已然打响。然而，在金融政策松绑的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经济转型期最为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新政以改善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健康型消费、绿色消费这四大场景作为支点，构建起几万亿级消费市场的想象空间。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供给侧改革向需求端管理的战略转移。当优化产能所带来的边际效益趋近于零，唯有激活14亿人的消费潜能，才能够维系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从深层逻辑来讲，它指向的是资产负债表的“乾坤大挪移”，即通过消费贷的新增债务规模，去置换不断萎缩的房贷，从而重塑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型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动能转换过程中的无奈之举。
2025年，美国持续对中国加征惩罚性关税，直接削减了出口部门超过3000亿美元的利润空间。同时，在地方债的高压态势下，基建投资增速已经跌破3%的警戒线。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更是高达160%，早就失去了继续扩张的空间。当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大经济引擎同时“失速”，居民部门便只能成为最后的杠杆承接者。
这场所谓的消费盛宴，本质上是金融机构将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向居民端进行战略转移。中信证券的测算结果显示，每万亿规模的消费贷，短期内能够拉升GDP 0.3个百分点，但从长期来看，却会把家庭债务收入比推高到危险区间。
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消费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等疯狂扩张，最终将家庭债务率推高至136%，成为经济增速放缓30年的导火索。当下，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依旧处于高位，超过德国，接近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然而可支配收入增速却连续三年徘徊在5%以下。
新政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这暴露了顶层设计的逻辑困境。一方面要求稳定股市和楼市，以此保障居民的资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消费贷去透支未来收入。既强调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提升消费能力，又用金融杠杆来替代收入增长。
这种政策上的“撕裂”，在微观层面已经显现出不良后果。消费贷与房贷利率之间的“剪刀差”，导致大量消费贷资金被用于偿还房贷本息。那么，系统性风险是否会因此而积聚呢？
当商业银行把消费贷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3.5%，是否会造成风险敞口快速扩大？2024年，消费贷ABS（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已经突破2万亿，其中次级档占比高达15%，远远超过房贷证券化产品5%的平均水平。这种看似精巧的风险分层设计，实际上是将刺激债务风险，通过理财渠道转嫁给了普通投资者。
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有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首先，应当建立消费贷分级管理体系，对于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执行差异化贴息政策；同时，严格控制奢侈品、医美等非必要消费的信贷规模。
其次，需要打通政策传导的堵点，将消费贷贴息与个税抵扣相挂钩，形成借贷、消费、收入增长、债务清偿的正向循环。更为重要的是，要启动更深层次的收入分配改革。日本在1999年推出生活资源贷款的同时，同步实施年薪制改革，保障临时工权益，使得居民收入增速重回3%以上。当下，中国急需通过国企利润划转、资本利得税改革等手段，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43%提升至55%的国际平均水平。
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消费贷新政既是应对短期冲击的应急之策，更是检验改革决心的试金石。当两位数的消费贷利率与5%的GDP增速形成交叉，只有打破对债务驱动增长的路径依赖，才能够真正激活内需市场的原生动力。毕竟，依靠金融杠杆撬动起来的消费繁荣，终究比不上居民钱包实实在在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