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
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
《姥姥的外孙》以一场遗产争夺战为引子，但并未局限于物质利益的争夺，而是深入挖掘了亲情与利益、女性与家庭照护、疾病与老年困境等问题。
亲情经济
这部影片的别名是《中国家庭》，故事设定在泰国曼谷，以传统潮汕家庭关系为原本，其间穿插了不少中国传统节日元素，如清明节、春节等。
在传统华人家庭，亲情与经济的绑定几乎贯穿一生。从父母对子女的学业、事业、家庭上的经济帮扶，到子女对父母的老年照护，“亲情经济”和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深度绑定。
电影从孙子阿安的视角进入。姥姥一代是女性承担家庭照护中的无偿劳动；母亲一代是处理传统孝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孙子一代盛行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亲情观淡漠。
但他们在亲情与利益面前产生了一个共识——付出与回报成正比。因此，舅舅和阿安都企图通过“好好表现”获得姥姥的遗产。但应然层面的共识，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并不一定生效。
姥姥在原生家庭中承担了所有养老照护责任，父亲却将遗产全部给了哥哥。同时，自己患病去世后又将遗产全部给了小儿子。
母亲延续了姥姥的牺牲精神，相较忙于工作的哥哥和靠借贷为生的弟弟付出了更多的养老照护责任，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回报。
阿梅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念中亲情无私、不求回报的一面，并通过实际行动展示了亲情与经济利益之间的某种联系。它引发了观众对于亲情关系中是否应该包含经济因素的思考，以及这种因素是如何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1989年，由日本博报堂生活研究所出版的一份名为 《90年代的家庭——现金的流向改变家庭》的调查报告书预测，新时代的家庭关系将不再是“直系家庭”，而是“利系家庭”。即家庭的维系不再是依靠血缘，而是依靠利益。
影片中呈现的家庭关系印证了这种预测——由遗产展开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表演和利益争夺。但导演的创作意图恰好展现了“利系家庭”的脆弱性。
起初，阿安出于功利的目的，扮演“全职孝孙”照顾身患癌症的姥姥。但随着与姥姥的朝夕相处，他逐渐蜕变为深刻理解亲情真谛、心灵得以升华的个体。
电影意在表明无论是血缘还是利益，最终仍然由情感支撑着家庭内部相互依存的关系。
女性与家庭照护
“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这句台词出自母亲之口。前者揭示了传统性别观念中男性继承权的优先性（尽管继承权在法律上性别平等，但传统性别观念会促使结果的不公正），后者则是对女性承担家庭责任重担的隐喻。
上野千鹤子在《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中详细探讨了家庭护理中的性别问题。她指出，一直以来，家庭照护都是依靠女性的无偿劳动支撑着。
在“高龄卧床人口的主要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关系”的问卷调查中显示，女性在家庭照护中承担大部分责任，且从过去儿媳作为主要照护者转向女儿。
姥姥和母亲都是被传统性别观念规训的一代，不同的是，姥姥从规训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她将称赞和祈福给了大儿子，房产给了小儿子，存款给了孙子，而承担更多照护责任的女儿却什么也没得到。当她说“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是谁，但我最想你陪在我身边”绝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父母在选择照护者时偏向于女儿，仅仅因为女性的牺牲更具有合理性。
影片中，母亲的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双重困境者”。她一方面要照顾姥姥，履行传统孝道的职责。这种孝道，既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美德的颂扬，也是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兼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种无力感，是许多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共同面临的处境。
妈妈的角色，既是对传统女性家庭责任的继承，也是对这一责任背后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反思和批判。
从姥姥、母亲到阿梅，三代女性的命运正是家庭照护的价值逐渐彰显的过程。
阿梅作为新时代女性仍然需要承担家庭照护的主要责任，但这种照护已不再是“免费的”，它是一种需要被认可、尊重和购买的劳动。
疾病与老年困境
日本学者高桥真澄曾提出“向老学”的概念，他强调“人的一生都是走向老年的过程”。因此，变老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应该共同关注的课题。
传统的老年学往往将老年人视为研究的对象，关注的是他们如何老去、如何被照顾等问题。然而，这种视角容易忽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他们视为被动的、弱小的、没有决策能力的群体。
影片中，姥姥面临着健康、家庭关系、情感与心理以及社会支持等多重困境。
一方面，她饱受癌症折磨，面临家庭关系的疏离带来的孤独感，子女间又因遗产纷争加剧隔阂。另一方面，养老体系的不完善，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忽视，是影片中没有直接探讨的老年困境。
日本向老学学会的会长武村泰男在一篇名《思考哀老的意义》的文章里提到，一直以来老年人一方面被当作人权问题的对象，另二方面又被视为不好对付的麻烦人物。作为人权问题关注的老年人，是需要保护的对象；而作为难对付的、麻烦的老年人，是要排除的对象。无论是哪一种倾向，都将老年人当作弱者来对待。
姥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和社交圈。然而，当疾病降临时，子女选择隐瞒病情，并且将老人与儿童等同视之，擅自剥夺她们生活的主体性。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只要某种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
我们看待疾病与死亡的方式，就是社会观念看待老年问题的方式。面对疾病与老年困境，解决之道并不是隐瞒实情，而是瓦解其神秘性。
让疾病回到疾病本身，让老年困境从家庭视域走向社会关注，让女性的劳动价值被看见和认同，让弱者能够作为弱者得到尊重，想必这也是导演创作这部影片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