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一场失败的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一场失败的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的清朝末年。这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将详细介绍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及其思想主张、维新运动的高涨以及百日维新的具体内容和最终失败的过程。

中国戊戌变法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经济的解体和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早期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原是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曾随李鸿章办洋务。他们的主要主张是：在经济上，"振兴商务"，发展民间工商业，中国自己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银行和邮电事业，强烈抨击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和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在政治上，兴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思想上，宣扬"穷则变、变则通"的主张，为革新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一些思想更激进者对"孔孟之道"提出怀疑，甚至加以抨击。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作用，并在思想界施展其影响。

80年代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变法"主张，并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股反封建的思想潮流。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也不满意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而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并发动了以康有为为主要领导人的戊戍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民族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现实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使他对封建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到失望，萌生了改革的思想。1879年以后，他有机会到上海、香港等地游览和考察，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事物，并开始阅读介绍西方的书刊，他意识到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赞赏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强国。中法战争之后，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他强烈要求变革图强。1888年，他写了五千言的上皇帝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一奏书没有到达皇帝之手。1891年，他回到广州，设立学堂，宣传他的主张。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康有为宣传变法的重要著作还有《大同书》。

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是这一时期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并在戊戍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直报》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1898年向清帝上万言书，陈述变法纲领。1896至1906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并加按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严复堪称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谭嗣同(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父亲为湖北巡抚。他自1885年起，漫游10年，足迹遍西北、西南、东南十几省，对中国社会和民情有深入的了解。甲午战争后，他在浏阳创立算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之道。以后创办并捐助《时务报》，试办过农学会。他所写的《仁学》，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他对广大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他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他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认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具有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他对戊戍变法的舆论准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98年9月，戊戍变法运动失败，他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同时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师康有为。他主编过《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提倡"民权"学说。他所介绍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2.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派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以西方新学为武器，和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激烈论战，批判了反对变法、反对民权、反对西学的守旧思想，广泛传播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的维新变法思想。

"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从此变法的呼声更为高涨，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也已基本确立。同年5月和6月，康有为又两次上书，反复强调变法的紧迫性，并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并说明设议院对皇帝有利无害。第三封上书递到了光绪手中。光绪认为康有为的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危机，非常重视。从此维新派得到了光绪的支持。

为了发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参与和支持变法，康有为等人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和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并大多是维新派创办的。

3.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与反变法斗争非常激烈，在这一斗争的幕后是"帝党"和"后党"争夺统治权的激烈斗争。光绪赏识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许其专折奏事。康有为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建议。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局事务；9月5日，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卿衔军机处章京。对"后党"的顽固势力，光绪则予以打击，7月8日，把攻击康有为的御史文悌革职；9月4日，又革去阻挠上书的怀塔布、许应騤等礼部六堂官职；7日，罢去李鸿章等总理衙门大臣职务。这些组织措施表明了光绪推行新政的决心。

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从6月11日至7月下旬，光绪颁布了几十条改革诏令，包括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方面，其具体内容是：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全国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制度，等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派人出国游历、留学等。7月下旬到9月下旬，又推行了政治方面的改革，如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重叠、闲散衙门，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准允百姓上书朝廷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虽与维新派原来"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尚有距离，但毕竟表明他们愿意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

维新期间，光绪给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维新派关于实行君主立宪制、裁撤厘金及断发、易服、改元等主张均被光绪拒绝。新政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封建势力的顽抗。

光绪宣布变法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将帝党官僚首脑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免去，并驱逐回籍，又令嗣后二品以上大员授新职，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还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诸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做好了组织准备。9月初，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信杨崇伊等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10月底在光绪和慈禧到天津阅兵时举事政变。光绪得知后惊慌失措，乱了阵脚，向维新派求助。维新派也无定见，竟向帝国主义和表面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结果袁世凯随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9月19日，慈禧即从颐和园回宫，密作政变准备。21日凌晨，慈禧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搜捕维新派，通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经天津去了日本。谭嗣同拒绝了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把所著诗文和书稿交给梁启超保护，并决心一死以光耀变法。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莱市口。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戍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不但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和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危机，挺身而出，主张变法，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倡导资产阶级新学，有力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播撒了新学的种子，以致在戊戍政变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旧学，追随新学，要求民主。历史证明，戊戍维新运动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戍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主张维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想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幻想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不是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是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结果惨遭失败。